世界上，佛教是一個本土化程度最高最徹底的宗教，要是把現有佛教跟原始佛教進行比較的話，簡直是兩個宗教了。但佛教成功的本土化背後付出的卻是原始佛教的麵目全非。以中國佛教為例，從佛教傳入那天開始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傳到漢地的佛教走上了“漢化”的道路，傳到藏族聚居區的佛教則走上了“藏化”的道路。以漢傳佛教為例，首先將原本巴利語或梵語的經典翻譯成了漢語，造成中國佛教徒讀的不是直接反映釋迦牟尼思想和信仰的原本經典，接著破除釋尊訂立的不造像的禁令，開始大肆造像並頂禮膜拜，並且釋尊像越來越接近中國人的相貌。在義理方麵，儒家相信一人作惡，其子孫會承受惡果，印度佛教不信此說，而中國佛教對此做了調整。為了與儒家保持一致，中國佛教接受了儒家現世報應的思想，相信作惡者會在自己的這一現實生活中遭到報應，其實印度佛教並不承認這種現報。另外在修持戒律方麵，中國佛教在修持中加進了儒家的功利思想，如“增壽益算”等，還把儒家倫理道德納入了修持戒律得果報的思想中，還把佛教戒律中沒有的國家法律法規也納入了自己的戒律中。更具有中國化傾向的是，佛教神靈譜係中竟然出現了中國的地方神，如漢傳佛教中吸收了道教的中國神靈；“五百羅漢”中乾隆皇帝的畫像或者造像有時也悄悄地擠在中間，南宋僧人濟公也經常出現在“五百羅漢”旁邊，但據民間傳說，他本該是“五百羅漢”之一，可惜他去羅漢堂報到晚了，座無虛席，他隻能站在過道裏，或者蹲在房梁上。同樣，藏傳佛教中容納了原先他們所信仰的“苯教”的諸神。總之，中國佛教的本土化，代價沉重，雖然“佛法廣大，無所不包”，但它畢竟太多地包進了本該不屬於它的，而使自己的本質變樣。有人說：“如果釋迦牟尼複活，到中國來旅遊，必然莫名驚詫，不認識這是自己創立的那個宗教了。”
中國的伊斯蘭教付不起像佛教那樣的代價，也不允許那樣的異化，從來沒有人為了本土化而把伊斯蘭信仰的“天使”跟中國道教的諸多神靈結合起來，也沒有把專屬於佛道的戒律變成伊斯蘭的教法，更沒有把佛道的“六道輪回”跟伊斯蘭的信後世調和起來。中國的伊斯蘭仍然是世界各國穆斯林的伊斯蘭，沒有任何“質”的變化。先知穆罕默德的遺訓一直被人遵守，他在臨終時囑咐大家：“我給你們留下了兩樣東西，如果你們抓緊就不會迷路，那就是：真主的經典（《古蘭經》）和我的作風。”穆斯林因此把自己的宗教寄托在經典上，而沒有寄托在任何人上，由於經典不會變，伊斯蘭教也就不會變更或者異化。穆斯林時時以這兩樣東西衡量自己的信仰和行為，每每發現偏差，立刻矯正，這就保證了伊斯蘭的純潔性和根本性。
基督教在中國起碼把漢譯的《聖經》當神的語言來看待，不會有人學習耶穌當時所講的語言，或者研讀以耶穌的語言寫成的《新約》了，禮拜讀經時都是漢語，教義也出自漢譯的《聖經》中，這是基督教本土化的一個表現。而伊斯蘭就不同，國外早期的學者們反對把《古蘭經》翻譯成別的文字，後來因為形勢的需要，逐步認可了翻譯工作。據說最早的譯本是十二世紀古敘利亞文的，而且還是基督教主教為反駁伊斯蘭而翻譯的。後來陸續出現了其他文字的，但所有穆斯林隻承認原本的阿拉伯文《古蘭經》具有神聖性，是真主的語言，而譯本隻是對原文的解釋，人的理解，沒有神聖性，甚至有時會出錯。《古蘭經》漢譯本的情形也是如此，明清的大學者們寫了大量的著作卻沒有把根本的《古蘭經》翻譯成漢語，他們還是持相當謹慎的態度，怕異化經文的原意。完整的第一本《古蘭經》譯本是漢族學者鐵錚完成的，後來穆斯林學者才加入了翻譯《古蘭經》的行列。但中國穆斯林對漢譯本的態度也是如此，認為是譯者的個人理解和解釋，沒有神聖性，禮拜時必須用阿拉伯語的原文，盡管不懂，也該當如此，不懂的地方拜前拜後學習。
除此而外，伊斯蘭的功修中包含著對宗教本土化的抵製。以禮拜和朝覲為例，世界穆斯林每日五次朝同一個方向禮拜，目的在於保持思想的統一和信仰的統一，以及聖地的神聖性。要是像藏傳佛教那樣把布達拉宮看作向往的聖堂，誰還能想起釋尊釋迦牟尼來呢。伊斯蘭的禮拜讓人時時想到遠方統一的聖地和伊斯蘭的發祥地，不像中國的佛教那樣把中國的名山大川當做神靈的落腳處。有能力的人一生朝覲一次，更是讓人在世界穆斯林當中對照自己的信仰和思想，矯正被異化的成分，保持與世界穆斯林的大同。以中國穆斯林婦女的頭飾為例，在漫長的曆史中基本上形成了中國化的“蓋頭”，但隨著朝覲留學等渠道的交流，穆斯林大同的“紗巾”又風靡全國各地，就連文化上也趨於一致了。
另外，按穆斯林的信仰，真主要在每個世紀派人來淨化宗教，防止它被異化和本土化。先知穆罕默德說過：“真主要在每個世紀之初派遣一位革新家，來革新他的宗教。”穆斯林期待著每個世紀革新家出現。革新家的使命就是肅清滲透到伊斯蘭教中的非伊斯蘭成分和影響，使其回歸原本的教義。也就是說，每到一個世紀，就有人來過濾一次伊斯蘭教，防止被異化和本土化。雖然人們不知道誰是哪個時代的革新家，但總有人默默地做著這樣的事情。
近代穆斯林曆史，充滿了革新，充滿了與世俗化和異化的鬥爭。從18世紀阿拉伯半島興起的瓦哈比運動倡導“正本清源”以來，這一思潮二百多年來方興未艾。其後的馬赫迪、賽努西的複興運動，哲馬魯丁·阿富罕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泛伊斯蘭主義”，埃及兄弟會的改良運動，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國的伊斯蘭政黨，都是以“正本清源”為其行動的方針。這些運動在反對世俗化的同時，也反對異化，甚至還反對伊斯蘭文化的創新。雖然文化的苟同是教法認可的，但近代伊斯蘭複興主義者為了確保文化的純潔性，連這樣苟同的門路也被堵死了，旨在根絕伊斯蘭教本土化的路子。
中國明清時期的漢語著述活動在理論上可以說是一項文化創新的工程，理應受到教法的保護，可是，民間的認同度極低，直至不久以前，甚至在今天，還有人反對看“漢凱塔布”（漢語伊斯蘭典籍），如今西北的阿訇中翻閱過劉智著作的人恐怕不到百分之一。劉智潛心用漢語著述時，得不到時人的理解和支持，孤自奮鬥，“生無同誌，業無同事”，家人朋友嫌他不務正業，待他不善。他四十歲左右已經完成了不朽的大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禮》，本該一鳴驚人，聲名鵲起，但似乎沒有造成轟動效應。劉智晚年更加寂寞艱難，獨居清涼山掃葉樓著書立說，根本沒有大師門前求學問道者絡繹不絕的景象，按白壽彝先生的說法，連一個給他的《天方至聖實錄》作序的人都沒有了。這一切，恐怕與劉智的用漢文化闡述伊斯蘭被人視為對伊斯蘭的異化有關。而劉智僅僅是用儒學概念解釋伊斯蘭，被解釋的伊斯蘭原封不動，隻是變換了方法而已，是文化的創新。即便後來，劉智的影響力隻能在文人中間，而且在非穆斯林文人中間較大，難以影響到普通的穆斯林群眾。中國穆斯林對這樣有益的文化創新尚且如此對待，那對宗教的更新該當如何呢。所以，宗教本土化的路子難以通行。
綜上所述，伊斯蘭不同於其他宗教，她隻信奉一本經典，非常強調它的天啟性和神聖性，視之為永恒的真理。所以，經典中的原則、信條、戒律、倫理作為伊斯蘭的本質是永不變更的。這就決定了伊斯蘭教是不可以本土化或地方化的，盡管《古蘭經》本身與7世紀阿拉伯半島人的生存狀態有關聯，其中有反映阿拉伯社會的部分，但《古蘭經》講的是普遍現象中阿拉伯社會的個案。然而，自《古蘭經》成冊、伊斯蘭教完成以後，任何阿拉伯化和地方化是不予以接受的。而文化的創新不僅需要，而且必要。這就是說，伊斯蘭文化的本土化是一條坦途，而伊斯蘭教的本土化卻是一個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