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朋友
專欄
作者：張楚
我喜歡音樂，但這個工作不像作家、畫家，它需要合作，於是需要很好地了解。一首歌的旋律歌詞可能來自一個人的大腦，但一首音樂的風格卻是相互了解並給予出來的。還有它也不像電影，可以用很長時間給不同角色不同的時間。音樂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同步展示出來的。所以好的想法的歌曲會一下擊中人，但好的音樂會像一群朋友，帶你忽然走出自己的世界。
在中國，大部分樂手是靠自己去學習的，當然也有演奏老師和學校。但現代音樂的知識與技術幾乎都來自於國外，所以親眼看到一種真實的表現會讓人快速增進認識。我認識的第一個國外樂手是funky。1991年秋天，我們一起去看黑豹排練，funky在他們演奏了一首歌以後，希望自己可以和他們一起玩，然後他坐到鼓手的位子上，再次一起演奏了剛才他們排練的歌，我在旁邊幾乎聽不出任何錯誤。趙明義老師像發現了一個活著的寶貝一樣高興。後來他在中國一待就很多年，當然東京離北京也不遠。我見他最早的那個女朋友，是一個電視演員，中間他娶過一個中國女孩，最後我看見他的女朋友應該是一個喜歡金屬的女人。難道是音樂最後幫他選擇什麼生活？
我曾碰到一個日本小孩，他走了一些國家，就是不想回去，我喜歡他那種很不容易的純真。如果一個日本人不喜歡主流社會，他可能出走，保留那份孤獨，渴望一個更真實的世界。
後來我認識了大澤寬，是一個中戲的日本留學生，他會和我一起玩一些木吉他，日本音樂人都很喜歡funk blues這樣的美國音樂，而且玩得都很認真很不賴。他給我很大的啟發，他就是喜歡blues這個樸素的家夥。並且他是一個很節約的人，後來杭天出了blues專輯以後很久，我才知道是大澤寬教了他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後來再聽過杭天的音樂，他又退回到《我也夢回唐朝》，完好地把中國音樂放到了blues裏，歌詞卻比以前更彷徨了。如果一個日本人不喜歡主流社會，他可能出走，保留那份孤獨，渴望一個更真實的世界，我回西安的有一年碰到一個日本小孩，他很高興認識我，在他房間裏聊天喝啤酒，說他的故事，他走了一些國家，就是不想回去，臨走還給了我好多“郵票”，我喜歡他那種很不容易的純真。
說到計算機音樂，給我很大幫助並且一直幫助我的是香港音樂人李勁鬆，1994年香港演出前，唐朝趙年帶我去阿鬆的辦公室玩，看見整個屋子裏都是唱片，他先帶我們去一家印度餐廳吃了晚飯，讓我覺得香港是一個食為先的模範，然後送給我們每人差不多上百張唱片。等我回到酒店房間裏一張一張聽，幾乎所有的都是獨立的不同概念的種類，而且黑色的居多，我當然不是一個“地下黨”，所以隻是認真地分析了裏麵的創作技術，很多用到了采樣，就是不是樂器而是真實的生活聲音和電腦製作的聲音，我找出一張最酷的，給唐朝吉他手五哥聽，一首是一個電子節奏加一個汽車內錄製的汽車行駛的采樣聲音，伴隨一個聽不出由什麼發聲的頻率，隨著時間，頻率變得更高頻刺耳，當我以為它要突破我耳膜承受的極限時，它突然減弱，並且慢慢消失了。這首似乎在描述恐懼。另外一首是節奏金屬。但在軍鼓的位置，它被換成了一個電鋸的采樣，我用耳機聽的時候，似乎有一把電鋸一直在節奏化地鋸著我的腦仁。這首似乎也在描寫恐懼。五哥聽完，開玩笑地說，重金屬還有什麼可做的啊，直接上這個就完了。阿鬆做過王磊和左小一些國內音樂人的唱片，因為他比較熟悉歐洲，所以我經常請教他一些更深入的問題，比如他知道中國音樂人了解國外音樂是怎麼回事，但很少知道為什麼是那麼回事，會有很多誤區。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有時就不知道去單純地考量一件事了。當然我因為知道了采樣剪輯藝術魅力的同時，明白音樂藝術上的想法和現實思考的衝突，當然中國很崇尚現實思考的衝突，但這種衝突主要還是關係到自己的現實目的，國外會更注重藝術的獨立，同時在獨立裏建立出更單純的思維，也相對容易麵對挫折，輕鬆地走得更遠。
我在錄音《向日葵》的時候，貝斯手大鵬先生給我推薦了一個說英文的華裔小孩，他是伯克利學校畢業的，我喜歡他彈木吉他，太好聽了，雖然是東部學校，可他彈得一點都不寒冷，隻有陽光和微風喜悅。去年我又在漫咖啡碰到他，他拿著吉他唱歌跟朋友玩，他突然認出我來，我說你怎麼這麼高興啊，他說：“我掙到錢了，我開了一家送餐的公司，用現在互聯網的方式，所以掙到錢了，怎麼不高興。”當然他不用回憶在新東方當老師被女孩瞧不起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