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狀態影響著這一代人的情感、婚姻。
薑淑芳是桑德斯書中的訪談對象之一。這個女孩有個感情頗好的男友，他們夢想著有一天結婚生子，但至少在深圳，同居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薑淑芳說，他們寧可住在不同宿舍，而且是小宿舍，一個房間住四到六個工友那種，因為這樣便宜得多，也方便得多。換言之，如果他們搬出上下鋪的宿舍而另覓住處同居，就會毀掉自己經由儲蓄而在城市裏立足發展的機會，也就等於毀掉了想象中的未來。
對於薑淑芳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憑他們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沒有能力在深圳這樣的城市購買住房，而且也沒有能力去租住像樣的房子。他們中一些人，如薑淑芳一樣，選擇棲身於小宿舍，有的則居住在城中村。
但城中村往往不被城市所容。
2008年，桑德斯想要回訪深圳僅存的城中村民樂村，卻發現那裏隻剩一片早已夷為平地的狹長土地，土地上正在興建密集的公寓大樓。
“深圳和其他城市都應該主動允許廉價居住地區的存在。如此一來，包括外來民工在內的低收入人群才能夠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中援引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秦暉的說法。在後者看來，深圳的市民包括官員，一方麵享受著農民工的服務，另一方麵又想要在城市壓榨了他們寶貴的青春之後，把他們統統趕回原本的鄉村。而鄉村移民沒有搭建住宅的自由，也無法享受城市的福利，中國應該終結這種自私的現象。同時，秦暉也提到，一億四千萬名外來務工人員，因全年都不得不和他們的家屬異地相隔而造成性壓抑，這是一種危險現象。
如果將這種性壓抑延伸來看，則是流動家庭成員間的長期分離。
這種分離必然帶來夫妻關係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白南生教授就曾表示，據其調研，十多年前幾乎很少聽到外出引發婚變，而五年後、十年後的調查，他們聽到越來越多的農村離婚案件。絕大多數情況下，提出離婚的是外出者，而與外出者性別無關。另外，白南生也提到了長期分居會帶來的性煩惱，以及由此而生的健康威脅、性騷擾和性犯罪。
家在哪裏？“坐火車20個小時。”
即便在同一個城市打工，很多夫妻同樣也會麵臨兩地分居，在東莞打工12年的吳勝發與妻子便是如此。
吳勝發是《金融時報》中文網記者魏城在中國進行農民工采訪時所接觸的一員，之後魏城將他的故事寫進《中國農民工調查》一書。
吳勝發東莞的家在寮步鎮，離他的工作地點鳳崗鎮有一個半小時車程。那是一套一室一廳、月租300元的公寓，吳勝發一家三口住裏屋，外屋則是他兩個侄女的睡處，她們也在東莞打工。窄小的陽台隔了三格，兼作廚房、衛生間和衝涼房。吳勝發說，這是珠三角外來農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當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蓋到七八層高，再分割成鴿子籠般的單元，廉價租給像他這樣的農民工。
因為距離遙遠，且經常加班，吳勝發每周僅與妻子和七歲的兒子共同度過一個短暫的周末，其餘時間都住在工廠集體宿舍。
魏城問他，為何不在東莞城區找一份工作？或者讓妻子來鳳崗鎮工作？吳勝發說，他們夫妻倆很難再找到收入、職位類似的工作。吳勝發是鳳崗鎮一家五金廠的工程師，月薪3500元，妻子是東城區一家電話機廠的高級技術員，在東莞打工的數百萬“農民工”中，他們屬於佼佼者，其代價則是一家人分居兩地。
以吳勝發的實力，他也可以向銀行貸款在東莞購買自己的房子，但他卻想都沒想過。在他看來，萬一自己丟掉工作怎麼辦？誰能保證他還會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沒人能夠保證。
“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會階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還是一個沒有東莞戶口、沒有相應社會保障的‘外來工’。” 魏城評述。
這也就不難理解，當魏城坐在公交車上問吳勝發，對東莞這座生活了十幾年的城市是否有歸屬感時，後者毫不猶豫地說：“沒有。我有的隻是‘不安全感’。”
說這話時，閃爍的霓虹燈光透過車窗打在吳勝發臉上，它們迷幻妖嬈，但終究隻是一掃而過。對流入地沒有歸屬感，同樣也是呂途在與城市打工者接觸時所感受到的。有幾次她不經意問對方：“你的家有多遠？”工友們說：“坐火車20多個小時。”呂途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工友理解的家，是老家。
聯合國適當住房問題特別報告員拉克爾·霍爾尼克曾對媒體表示，住房不是一個擁有四麵牆和一個屋頂的商品，而是一個使人們能夠生活在安全、和平和尊嚴之中的場所，住房權更是每個人都擁有的一種權利。
那麼，城市的住房保障離打工人群還有多遠？
“從2011年政府出台政策的態度來看，打工者可以看到在打工地住有所居的希望。”呂途表示。2011年9月1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研究部署進一步做好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設和管理工作，加快實現住有所居的目標。公租房麵向城鎮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新就業無房職工和在城鎮穩定就業的外來務工人員，以小戶型為主，單套建築麵積以40平方米為主，租金標準由市縣政府結合當地實際、按略低於市場租金的原則合理確定。會議要求各地逐步實現廉租房與公租房統籌建設、並軌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