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1499年），文徵明的父親文林在溫州任上病逝。按照明代官場慣例，死在任上的官吏，地方會給一些財物作喪葬之用，也相當於今天的因公殉職，官職越高，所得的財物越多。再加之當地官紳士民所贈的賻銀，也就是奠禮的禮金，多達數千兩之多。這筆錢對於家境一直不富裕的文家來說，實在堪稱一筆巨資，不但可以從容地為父親辦理喪事，還可以大大緩解父親清廉為官數十年間家裏的經濟窘況。沒想到，對於如此合情合理的收入，文徵明依然選擇了謝絕。為此，他專門寫了一封答謝書，其中寫道：
“我的父親，在貴地做太守，從來沒有從公中取過一絲一毫的錢財，不幸因為疾病去世，也算壽終正寢，走得堂堂正正，今天我若接納了大家的貢獻，就是欺負了死去的老父。而且，父親死得清清白白，我這不肖子豈能不堂堂正正地活下去嗎？用死去的親人來為自己謀利，我不忍為，我就是再沒出息，也不會讓死去的父親因為我而在聲名上蒙上汙點……”
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舉動，溫州官民為此極為吃驚，但同時更為文氏父子的廉潔所感動。為了紀念文太守為當地的造福之功，也彰顯文徵明以義卻金的壯舉，他們一致同意用這筆錢為他們父子修一座亭子，名為“卻金亭”。百姓們感慨地說：“清廉的官我們也見過，但如同公子這樣既孝且廉的，我們沒有聽說過。”
這件事成為一件美談，在曆史上長久地流傳下來。
四、嚴嵩的麵子也不給
仕途雖然無所作為，文徵明的藝術聲名卻越傳越廣，前來求畫的人自然也是絡繹不絕。文徵明的性情好，往往有求必應，但對某些人，他卻斷然說“不”。
文徵明有一個朋友，名叫何良俊，自號“柘湖居士”，以藏書著稱。有一年，何良俊花費重金賄賂朝中重臣，為自己補了一個官。回鄉後，他帶來了兵部尚書聶豹的一個請求：“請文徵明為我作一幅畫，我好裝點門戶。”何良俊本以為憑以往的關係，文徵明怎麼也會給他這個麵子。不料文徵明一聽，臉色就沉了下來，說：“這個聶豹過去從來沒說過要畫，今天做了兵部尚書，就堂而皇之地請了個說客，跑到我家裏來要畫了！”
一席話，說得何良俊臉紅一塊白一塊的，他知道文徵明平素最不屑的就是攀龍附鳳、巴結權貴，知道再說什麼也無濟於事，隻好訕訕地起身走了。
文徵明曾經為自己立下這樣的規矩：對上任官員，不到官衙答拜；對過路官員，不到所住驛館或舟舫拜訪。有一年，嘉靖皇帝的寵臣嚴嵩以禮部尚書的身份路過蘇州，特地去文宅看望了文徵明。他是個專業級的藝術發燒友，對文徵明的書畫十分仰慕。按嚴嵩的判斷，以他的地位，自己先去拜訪，文徵明一定不敢不回拜，回拜自然不能空手。於是令人把船停泊在閶門外，耐心地等了兩天，也沒見到文徵明的身影，隻好失望地離開了。
有人為文徵明著實捏了一把汗，而他的朋友則笑著回答說：“這才是文衡山呢，如果對別人不回拜，而專回拜嚴嵩，那絕不是文徵明。”
89歲高齡時，有一天，蘇州知府溫景葵突然登門拜訪。溫知府素來對文徵明很關照，文徵明對父母官的到來也很高興，在兒孫的侍候下親自接待。聊了會兒天，溫知府說明了來意。原來此時炙手可熱的權臣嚴嵩要做八十大壽，各地的官員們都在想著法子給他送禮祝壽，他知道嚴嵩喜歡文徵明的畫，指望以父母官的薄麵，求畫一幅。話一說完，本來麵容和藹的文徵明卻突然嚴肅起來，回答說：“自我休官回家三十年，從來不與當朝宰執通信，更談不到為他們作詩作畫了，這件事斷難從命，貴知府請回罷！”溫景葵碰了一鼻子灰，灰頭土臉地走了。
與對待權貴們的疾言厲色相比，文徵明對待普通百姓，態度卻要和善許多。由於他的畫太有名了，價格自然也水漲船高，“山寨”者也趁虛而入，他書畫仿製品比比皆是，有“寸圖才出，千臨百摹”的記載。於是幾乎天天有人拿著字畫找上門來，請文徵明給鑒定真偽。對此，文徵明和他的老師沈周一樣，從來不打假，有人上門求鑒定，他一概說是真的，看到沒有鈐印的還幫忙鈐上，甚至人家請他在上麵提一些跋文，他也欣然動筆。
他的弟子們很不解，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說：“凡是有能力收購字畫的，必然是家裏有餘財的富貴人家，而出賣書畫的，一定是因為家境困難，如果因我一句話而雙方無法成交，那賣書畫的人家不是更要陷入困境了麼？我怎能為了博取自己能鑒別字畫的好名聲而使別人不能解燃眉之急呢？”
心境平和的文徵明成為“吳門四才子”中最長壽的一位，耄耋之年他還手不釋書，孜孜不倦。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90歲高齡的文徵明還在為人書墓誌銘，隻是未待寫完，“便置筆端坐而逝”。他離開得非常平靜，一如他來時那樣。
文徵明一生，沒有遭遇過急風驟雨，也沒有經曆過大起大落，他過得很平靜，平靜得任憑世間花開花落。但他為人卻不缺少主見，他耿介清廉，不攀權貴；淡泊自持，不慕名利，平靜中透著一種文人的風骨。難怪清代的朱彝尊感慨地說：“先生人品第一，書、畫、詩次之。”
作者單位：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委黨校
責任編輯：謝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