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忽必烈的禮遇賢士的活動中，並非是一帆風順的，也並未收到一呼百諾的效應。當時那些孤傲的不思元朝美衣玉食的儒士們拒不應召的行為，也常給忽必烈帶來不快的感覺。但度量弘廣、不在乎文士們冷漠態度的忽必烈，常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征召賢士們，這種不怕碰釘子的做法更體現了忽必烈愛才惜才的宏偉膽識。
奉元人楊恭懿，便是一位很難征得的賢才。據載他是一位博學多識，尤其精通《易經》、《春秋》、《禮經》的碩儒。忽必烈父子早就聞其名聲，在至元七年（1270年），將他與許衡一起征召，但楊恭懿卻拒不應召。此事到此本應該結束了，可前去應召的許衡在被任命為中書左丞（丞相）後，天天都在右丞相安童的麵前稱譽楊恭懿的賢能，安童又將這報告給忽必烈，忽必烈愛才心重而割舍不得，於至元十年，又再次下詔召楊恭懿做官。誰知，又被楊氏借口有病而婉言謝絕。至元十一年，太子真金秉承忽必烈的旨意，授意中書省官員們，讓他們像漢惠帝恭請“四皓”的做法一樣來騁請楊恭懿。所謂的“四皓”是西漢初年很有才能、又脾氣古怪的四位皓首童顏的大學者，漢劉邦這位愛惜人才而富有仁義之名聲的君主，多次都請不到“四皓”來到他的朝廷，呂後卻用張良的計策讓太子劉盈（即後來的漢惠帝）卑詞安車，與此四位世上高人一起遊覽，使漢高祖劉邦感到震驚，為此他認為太子的羽翼已豐，消除了改立趙王如意做太子的意圖。在一千多年後的真金，並不存在邀請楊恭懿來增強他的實力的意圖，但楊恭懿最終被元朝畢恭畢敬的做法所感動，在元朝的第三次召請下，終於來到了京城。楊恭懿的到來，當時震動了京師，忽必烈為歡迎楊恭懿，特別派出了以在京師諸位宗王與丞相安童為首的龐大的隊伍來迎接他，這位普通的文士當時是否受到感動，不得而知，但場麵的隆重熱鬧卻是有案可稽的。忽必烈還設宴歡迎他，在宴會上，詳細地詢問了他的籍貫、族氏、學問與師承，以及他的家庭情況，來自皇帝的殊榮對這位士人來說可謂是無以複加了。
這種做法，在我們現在看來，都是忽必烈籠絡士人的一種手段，但愛才如命的忽必烈對士人的親切態度的確感動了不少抵觸思想不很堅定的漢族士人，許多士人因此而投奔元帝國，從這可見忽必烈對待士人的策略所引起的政治效應是多麼地強烈！
正由於卓越的用人才能，七百多年前，忽必烈便博得了一個度量弘廣、知人善任的美名，這是曆史的機遇與個人才能綜合的結果。當時為什麼諸多人才不去別人的帳下，卻都集中在了忽必烈的麾下，要解釋這個難題，恐怕還是要追因於他的良好的政治、文化、軍事、領導等等的操縱素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