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被征召來或應召的士人，忽必烈給予他們很好的待遇。據史料記載，對應召的士人，無論他們才能的大小，在未安排使用之前，忽必烈都讓他們住進高級的賓館，並派專人來接待他們，在飲食、住宿、出行的車輛與穿的衣服上都給予了豐厚的賜予。因而，便博得了士人們的歡心，同時也就贏得了不少士人的傾情奉獻。當然，對於任何的慢待士人的做法，也都是他所深惡痛絕的。當時有這樣一件事，使忽必烈很是生氣。有一位主持應召士人衣食供給的官員，對忽必烈禮遇士人有加的做法不免有所嫉妒，就想暗中進行破壞。於是，他故意將供應給士人的全部食物都陳放在忽必烈經常經過的地方，希望忽必烈能看見而有所減損。果然，有一次忽必烈真的從此經過，不免詢問了起來，這位官員回答說：“這是一位士人一天的食物供給量。”忽必烈聽後非常生氣，立刻清楚了這位官員的用意，斥責他說：“你想使朕看見這些而減少數量嗎？即使是用超過這些的十倍來對待天下的士人，猶恐他們不來，何況還要減少？這樣，誰還肯再來！”這動人的一幕，後來傳聞出去，不知折服了多少孤傲的士人。由此也可以發現，對待士人，忽必烈的確是優待有加，禮遇備至。
由於這些吸引人才的辦法較為得法，也就在當時形成了一種舉賢薦賢的良好風氣，上有忽必烈的重視與倡導，下麵的大臣們便雷厲風行，積極地為元帝國搜羅人才。太保劉秉忠常在宴會、談話、顧問等接近忽必烈的時機，推薦可以作為官員的人才，他所選拔薦舉的人才，後來都成為了元帝國的名臣。在他的薦舉人才名單中，有樞密副使張文謙，這位洞究術數，尤粹於義理之學的士人，一生為人剛明簡重，在忽必烈朝治聲頗好，家中藏著數萬卷的書簡，尤以引薦人才為己任，死後被贈予推誠同德佐運大臣的封號，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官爵，可謂位極人臣。其他如太子讚善王恂、禦史中丞程思廉、“久著忠勤”的戶部尚書馬亨，還有“守正不阿”的刑部尚書尚文，以及被忽必烈所信任倚重的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輝等等。
對劉秉忠所舉薦的人才，忽必烈都給予了信任與重用。從此點上說，劉秉忠也是一位難得的伯樂。其他如姚樞、許衡、張德輝等人都給忽必烈舉薦了不少的人才。即便如此，後來在至元年間，忽必烈仍然有“朕身邊缺少漢人的”感歎，因而程文海又對他提出了征召南方漢人的建議，並向他舉薦了江南著名士人趙孟兆頁、餘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顏、孔洙、曾衝子、淩時中、包鑄等二十多人，忽必烈任命他們或擔任台憲職務，或者授予文學之職，都發揮了他們的才能。
程文海奉詔求賢於江南是忽必烈晚年政治備感孤獨，並且有心刷新朝政的反映。這一次的大規模搜求江南賢士的做法，再一次地給他的政治統治平添了一些暖暖的春色，他希冀能夠通過這樣的做法來籠絡江南士人們，從而消除他們的抵觸之心，以求得江南的進一步穩定。
這些做法，自然又招來了蒙古貴族以及元老重臣們的嫉妒與反對，一股嫉才的風氣在帝國內悄然興起。一向敏感的忽必烈很容易就發現了這些苗頭，並對這些嫉才、妒才者給予了打擊。至元二十四年，他下詔授予江南士人程钜夫（即程文海）為參知政事，立即招來了廷臣們的反對，尤其是那些擅長彈劾的台臣們反對說：“程钜夫是南人，並且年齡過於年輕。”指責的重點是用不用南人的問題。因為，在元帝國選任官員時，曆來有嚴重的民族歧視政策，南人則被視作最低等的公民，官員們也都羞於與南人出身的官員同列一個朝廷，在此之前，南人很少有做高官者。但這一次，忽必烈卻勃然大怒，斥責官員們說：“你們沒有任用過南人，怎麼知道南人不可以任用呢？”並且很莊嚴地發布了這樣一條命令：“自今以後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一定要選拔南人來擔任官職。”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很難知道當時江南的士人們對此詔令的心理感受如何，但肯定地說，元帝國的政治，自此後又增添了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