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自知自己這樣做純粹是弄法欺天，他想實現一己之私意，勢必會落下枉法的惡名，因此，為了讓自己不承擔不守法的過錯，求得他人認可，他竟想出向天謝罪的奇招。如此兩全的高明之舉真是非李世民不能為也。
長孫無忌案又是一例。貞觀初年，有一天李世民有事急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進見。長孫無忌匆匆走入東上閣，因為來得匆忙，他竟忘記將腰間的佩刀解下，守門的校尉一時疏忽，也沒有察覺。直到見到皇帝，長孫無忌才發現自己的佩刀尚在身上，甚為惶恐，叩頭請罪。按唐律，帶刀入殿當判死罪。然而，長孫無忌既為朝廷重臣，又是皇後之兄，如果為了這件事，就把他殺了，李世民哪裏殺得？這時，尚書右仆射封德彝趕緊出麵解圍，他說：“長孫無忌帶刀入殿，理應處死。但他因匆忙一時失誤，情有可原，可罰金二十斤，以示懲罰。而守門校尉未發現此事，職責所在，乃嚴重失職，應判死罪。”李世民一聽，也急忙就勢答應下來，緊急擬旨送往大理寺，誰知卻遭到大理寺少卿戴胄的堅決反對。戴胄說：“監門校尉沒有察覺，和長孫無忌帶刀入內，同樣都是失誤。作為臣下對於有涉於皇帝的一舉一動，不能有任何失誤，按照法律所講：‘供奉皇帝湯藥、飲食、舟船者，沒有按照法令辦事，有所失誤者，都要定為死罪。’陛下如因長孫無忌有功而從寬處理，那就不是司法機關所能議定的。但如果依法辦事，那麼罰金是不合理的。”李世民說：“法律不是我一個人的法律，而是國家的法律。怎麼能因為長孫無忌是皇親國戚就要徇私枉法呢？”於是命令重新審議此案。封德彝仍堅持自己原來的意見。李世民護臣心切，再加上已予評議，麵子活做得也夠了，便也不再想改旨另判。誰知戴胄卻始終堅守己見，他固執地請求說：“校尉是因為長孫無忌而被治罪的，按照法令應當從輕。如果論議他們的過錯和失誤，則情況是一樣的，而定罪卻生死大異，所以臣鬥膽堅持為校尉請脫。”覽閱奏章之後，李世民見戴胄句句在理，所言皆光明磊落，而相形之下，封德彝的意見卻頗有小人之氣，於是他想，我如駁回戴胄，依了封德彝，豈不是要冷了忠臣之心，長了小人之誌氣？既然要袒護長孫無忌，就不能嚴懲校尉，不然就會使百姓心存疑問。於國家實為不利，於是他最終同意了戴胄的意見，免除了校尉的死罪。
同觸一罪，當死者理應共死，長孫無忌卻以功得生。不動聲色之中，校尉卻成了李世民弄法徇私的替罪羊，當生卻不能同生。若非戴胄一再請命，死後餘魂，又怎能得安？小民之命，如同草介，朝臣之命，枉法亦不足惜。妙就妙在枉法之餘，李世民竟還將事情做得無跡無痕，將罪臣之責推得幹幹淨淨，轉嫁於他人。這樣是對是錯，他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心虛之餘，才總算聽從了戴胄的意見，克服了一己的喜怒之見。
《尚書》說：“不偏黨，不阿私，聖王之道是多麼浩蕩啊！”然而，身為封建帝王，真正能做到不阿黨不偏私者又有幾人？要落得“無偏無黨”之美名，若非有兩麵三刀之功，又如何能為？然而李世民無疑卻是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