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七年（633年），蜀王妃的父親楊譽，仗勢欺人，爭奪官婢，觸犯國法。刑部都官郎中薛仁方，依法將楊譽拘押審問。楊譽之子是李世民侍衛，他向李世民告狀，說薛仁方竟敢把未犯反叛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員，押在獄中，就是因為他是國戚，才這樣節外生枝，不肯決斷，拖延時間。李世民大怒，說：“知道是國戚還故意刁難？”下令將薛仁方革職，杖責一百，並給以撤職處分。魏征獲悉後，挺身而出，進行辯護，說：“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同時，憤怒地譴責那些“舊號難治”的世家貴戚，簡直是一夥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嚴加防範，無異“自毀隉防”。魏征曉以利弊得失，李世民也感覺自己思慮不周，他不好再去包庇外戚，隻好給了自己一個台階下，說：“誠如公言，朕未能明察，然而薛仁方妄自囚人而不申奏，頗是專擅，雖不合重罰，宜少加懲肅。”於是下令將薛仁方斥杖二十，但不再予以撤職。
對於那些嚴重危及封建皇權的行為，無論是否至親，李世民都更是堅決不予姑息。
齊王李佑是李世民的第五個兒子，他溺情小人，縱情聲色。為對之加以勸導，李世民曾派權萬紀去予以匡正。然而因權萬紀向其屢進直言，竟遭李佑妒恨，最終在進京途中竟遭李佑派人殺害。其後李佑又結黨營私，舉兵反叛。麵對李佑的欺君犯上之舉，李世民憤怒已極，他說：“李佑往為吾子，今為國仇”，於是將李佑定為死罪，並下詔說：“權萬紀作為忠烈之士，永存令名，雖死猶榮；而你生為賊臣，死為逆鬼！有你這樣的兒子，我真是上慚皇天，下愧後土。”盡管內心極為痛苦，他還是將李佑賜死於內省，以肅法紀。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對於觸犯國法，而又影響到身家聲謄或自家利益者，李世民往往總能示之以公。這樣，既懲治了犯罪，鞏固了統治，又向世人昭顯了公平之意，暢通了執法之途，李世民此舉，應當說是相當明智的。
李世民既能思及一國一己之利而嚴格執法，便亦能同樣為之而徇情枉法。隻是其往往都能將枉法之舉做得有聲有色，乃至滴水不露，其本領之高，令人歎服。
黨弘仁一案便就是李世民上演的一場弄法欺天的精彩之戲。
廣州都督黨仁弘，勾結豪強，受賄金銀，以沒入宮中的蠻人為奴婢，又擅自征稅，被人告發，按律當斬。李世民念他年邁，又是元勳舊臣。當年李淵入關時，他率2000人歸附李淵於蒲阪，又從平京城，隨大軍東討，輸餉不絕，很有才略。如此功勳卓著的大臣，使之白發受戮，李世民於心不忍，想將他從寬發落，貶為庶人，免去死罪。於是他召集群臣聚於殿上，對他們說：“我昨天看到了大理寺五複奏的文書，要誅殺黨仁弘，我為他白首就戮感到難過，正在吃飯，立刻讓人撤了筵席。然而我想為他求一條活路，始終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現在我想向你們請求，能否曲法饒他一死。”
過了好久，也沒有人說話。大臣們不同意寬宥黨仁弘，又不敢反駁，不說話當然就是最好的反駁。
李世民執意要寬恕黨仁弘，他自己想出一個辦法，說：“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因私而失信。今朕欲赦黨仁弘，是棄法欺天。朕欲露宿於郊外三日，每天隻吃一餐，以此向蒼天謝罪。”說完就要動身。房玄齡等大臣苦勸不可，他們說：“生殺之權本來為皇帝所專有，何必要自相貶責呢？”李世民不答應，堅持要向上天謝罪。大臣們都在院子裏跪倒在地，堅持請求李世民放棄這一打算，從早上直到太陽偏西，李世民才降手詔，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見，不再舉行謝罪儀式，但在詔書中嚴予罪己，說：“我有三罪：一曰知人不明，二曰以私枉法，三曰知惡而不誅，知善而不賞。”於是貶黜黨仁弘為庶人，將之流放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