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江南舊屬三國孫吳政權故地，西晉滅孫吳後，南方士族受到排斥，便一直對晉室和北方士族心懷不滿。這樣，王導處境其實很難，外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壓力，內有南北士族紛爭。其實王導才是東晉政權的實際締造者。以他的權勢完全可以稱帝，而他竭誠盡忠地維護晉室。
這裏，王導值得稱道的地方並不僅在於忠誠，而且在於此人比當時許多人具有更高明的政治眼光。他深深認識到，司馬氏宗族雖然衰落，但存在彌合各種棘手的社會矛盾的功效，北方僑姓隻有在晉朝旗號下才有理由在江南立足；南方士族也隻有在晉室的旗號下才能抗拒來自北方的各種壓力。王導維護晉室，實際是維護穩定政治局麵，是高瞻遠矚的表現。他注重籠絡南方士族，調和南北士族的矛盾，曆仕元、明、成帝三朝，在極艱難的情況下完成濟三朝的偉業，其運用的最後的手法就是糊塗法則，即中庸之道。
《世說新語·政事》說：“丞相末年，略不複省事，正封篆諾之。自歎曰：‘人言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當時許多人指責他處處昏聵糊塗。他說，你們現在昏聵，早晚有一天會懷念我這昏聵糊塗，明白其中道理的。
王導作揚州刺史，派屬官到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回來的都向王導報告郡太守的權責得失，隻有顧榮的後族子顧和一句話也不說。王導問他聽到些什麼事，他說：“你是國家首輔，應該讓吞舟的大魚也漏出網去，怎能四處打探消息，弄得清楚明白呢？”按說，這可是不折不扣的混賬話，雖然有“水至清則無魚”的說法，但身為當權者，本應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漏出些小魚倒也罷了，怎能連吞船的大魚也漏過呢，那是什麼網？但王導聽了顧和的話以後非但不怪罪，反而欣賞至極，久久的讚歎。王導執政就是這樣，不僅糊塗，而且糊塗到網漏吞舟。
例證還有，那些士族官僚橫行不法，連國家蓄備軍糧也敢行盜，數量巨大，朝廷不敢追究，隻處理監守倉庫的小官敷衍了事。荊州刺史庚翼指出這種事，皆前宰之昏聵所致。
義興（今江蘇宜興縣）周氏是當時江南最大的強宗之一。周勰因受到北方士族的輕侮，準備興兵造反，殺盡高層官員，用南方人代替北力人，陰謀敗露後，憂憤病倒，臨死時囑咐兒子周勰說：“我是被那些傖子（南人對北人的蔑稱）氣死的，你要為我報仇，才是我的兒子！”周勰秉承父誌，籌劃起兵攻打王導等執政者，先假稱奉其叔父，從事中郎將周劄之命聚集起數於人馬，準備作亂。周劄知道後表示堅決不同意。周勰因此猶豫，一時不敢妄動，不料周勰的族兄周續聚眾響應，先動起手來。後來王導設計滅了周續，並封賞周劄等人。此事的元凶，挑唆肇事者是周勰，由於他出身望族，王導竟不追究，撫之如舊，好像沒有發生過此事一樣。在古代謀反是最大罪過，應處以最重刑罰，連謀反這樣的罪都可含混過去，豈不是名副其實的“網漏吞舟”嗎？
要知道當時的南方士族是有相當勢力的，隻能采取懷柔政策，化解南北矛盾，才能有利於國家的生存和發展。
不過王導不是一味糊塗，而是“一會兒明白，一會兒糊塗。”
大興元年（318），司馬睿稱帝，舉行典禮時再三邀請王導“升禦床共坐”，並接受群臣朝拜。王導堅決辭讓，無論怎樣死活也不升坐。這時他明白，晉室隻是一個象征，司馬睿確實是依靠他的支持和威望而登上帝位的，但這個象征的權威性必須維護，如他與元帝共同升坐受賀，則晉室的意義隨同失去，政治就會出現危機，此其一；元帝自知名威尚輕，能登帝位全憑王氏匡讚，所以邀他共升禦座，表麵是優禮，也確有優禮的誠心，但另一方麵，也暗示他已覺察到王導的權力已超出通常大臣的範圍，必然心生戒備，此其二；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許多高門士族對王氏的勢力心存猜忌，絕不甘向王氏朝拜，如一旦登座，很可能造成人心思亂的局麵，此其三。當此之時，王導很明白，絕不糊裏糊塗地坐上去。
司馬睿在立國之初，對自己的地位很清楚，但他又不安於現狀，竭力想表現自己，使士族感到他的存在，於是他摒除了司馬家族一直引以為榮的儒學傳統，推重法家，並製定了一些嚴厲的糾案條例。元帝實行這些措施不僅是為了政治清明，還是為了改變強臣弱主的局麵，樹立自己的權威。
元帝起用劉隗、刁協二人協助他推行這一政策。劉隗、刁協認真執法，大膽彈劾許多大臣，得罪了不少士族豪門，其中有些事牽連到王導。
元帝的矛頭確實有指向王導的意思，當時東晉政治軍事由王導、王敦兄弟分別把持，若要改變這種形勢，就必須分散王導的權力，因此元帝任命戴淵、劉隗為將軍，各率萬人軍隊分駐合肥、淮陽，名義是北伐石勒，實是對付王導，在政治上亦信任劉隗、刁二人，而遠王導。
此時王導，似乎全無覺察，仍保持原態，一副糊塗樣子。元帝病死後，晉明宗繼位。王導輔政。王敦乘機舉兵，圖謀篡奪晉朝政權。王導這時旗幟鮮明，表示堅決維護晉室，並親自部署兵力。他首先安排子弟為王敦發喪，鼓舞自己軍隊的士氣，又命人渡江偷襲，殺敗其弟的軍隊。晉政權得以延續。
王導的成功，證明了“糊塗”中庸是適合東晉那個特定時代的正確施政方法。
終東晉之朝，糊塗之風盛極不衰。“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是官場的普遍風氣，而且受到讚賞，成為人人追求的美德，糅合儒道而成玄學，就是這種美德的理論根據。
早在《列子·說符》中就說：“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是一種經驗性的消極總結，再加以儒家的愚不可及論，道家的無為而治論等，變消極為積極，成為一種特殊的戰無不勝的規律。具體的運用，則因人而異，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愚中存智，無為寓有為，此中連環演變，其妙無窮。
大巧若拙易成功
老子告誡世人：“不自露，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誇，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句話的大意是，一個人不自我表現，反而顯得與眾不同；一個不自以為是的人，會超出眾人；一個不自誇的人會贏得成功；一個不自負的人會不斷進步。
做人也要謹記這一點，深藏不露乃真君子。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意思是最聰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雖然有才華學識，但平時像個呆子，不自作聰明；雖然能言善辯，但好像不會講話一樣。無論是初涉世事，還是經驗頗豐，無論是做大事，還是一般人際關係，鋒芒不可畢露。有了才華固然好，但在恰當的時機運用才華而不遭人忌，才算是更大的才華。鋒芒畢露，容易招惹是非。
東漢孔融是孔子的20世孫，小時候聰慧過人，後來被漢獻帝征至朝廷為官。孔融對曹操壟斷朝中大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為十分不滿，經常冷嘲熱諷。曹操打敗了對手袁紹，將袁紹的兒媳甄氏送給自己的兒子曹丕為妻，孔融便寫信給曹操道：“當年武王伐紂，將紂王的妃子妲己賜給了周公。”曹操問他這件事什麼典籍上有記載，孔融回答：“以今天的事情去推測，那時大概當然會這樣了。”既自以為是，又明顯地表示出對此事的反對。曹操主張禁酒，說酗酒可以亡國，孔融回答說：“夏、商兩朝是由於婦人而失天下，現在卻不禁止婚姻。看來閣下之所以極力主張禁酒，隻是因為打仗需要軍糧，並不是怕什麼亡國吧！”
揭露了曹操以大帽子唬人的手段。
對孔融的屢屢譏諷，曹操自然十分惱火，早就欲除之而後快，可考慮到他的名聲太大，隨便殺掉，必然使自己落下個“害才”“殺才”的惡名，一直隱忍下來，後來實在難以忍受，便指使他手下一個名叫路粹的人出麵告發孔融，罪名有兩條：一是不忠，看到天下大亂，想要圖謀不軌，聲稱自己是聖人之後，應當取劉氏天下而代之。二是不孝，說父親對兒子有什麼可親的，兒子對母親也不必那麼孝順，人托生母體，隻不過像是一個物體裝在瓶子中一樣，生出來以後也就斷絕關係了。有了不忠不孝的大罪名，曹操殺起來便名正言順了。
於是，孔融就這樣空有才華未得施展而死於曹操之手。看來，不會隱忍，看哪兒都不順眼，橫加指責，的確不是明智之舉。
一個聰明而富於洞察力的人身上經常隱藏著危險，那是因為他喜歡批評別人。雄辯而學識淵博的人也會遭遇相同的命運，那是因為他暴露了別人的缺點。
要做到恰到好處
為而不爭，爭千秋不爭時，唯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凡事，取乎中，是應付時代與任何事物的良法。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傾不右斜的。非中則不能正，非正則不能穩，非穩則不能久。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儒家修身的重要標準。中，與中和、中正、中道等義相近，有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含義；庸，有平常、常道、用等含義。所謂中庸之道，簡單地說，就是在思考問題或為人處世時，要做到恰到好處。
中庸之道作為一種道德準則，含有與進取精神、競爭意識相衝突的因素，但它主張把不偏不倚與無原則的調和折中相區別，強調人格培養的全麵性，把握言行的一定界限等思想，在今天仍有積極意義，值得我們借鑒。
從孔聖人的觀點來說，“愚”的本質是中庸，他說：“中庸之德也，其至矣乎！民解之矣。”“中”即中和調和，“庸”即用。“中庸”即中為用。中庸作為德性而言，是指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一般老百姓所缺乏的就是這個。
中庸屬於實踐性很強的德性，中不離用，離用則無中庸，所以它又是一種處世之道，政治之道，安身立命之道。後來的政治家或世人，在理論上沒有孔子深刻，在實踐上卻真正達到了“不可及”的高度。
清廉純潔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當機立斷，精明而又不過分苛求，性情剛直又不矯枉過正，這種道理就像蜜餞雖然浸在糖裏卻不過分的甜，海產品的魚雖然醃在缸裏卻不過分的鹹，個人要能把持住這種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做人處事的美德。
孔子在魯桓公的廟裏參觀，看見一種傾斜而不易放平的容器，就向守廟人詢問道：“這是什麼容器？”守廟人說“這大概是人君放在座位右邊的一種器具。”孔子說：“我聽說這種器具，空著的時候傾斜，裝 進一半水就正立著，灌滿了就翻倒了。”孔子回頭對學生說：“灌水吧！”學生就舀水灌進容器裏，水灌到一半，容器就正立著，注滿水就翻倒了，空著的時候就傾斜，孔子喟然長歎：“唉！哪有滿了不翻倒的呢？”子路問道：“請問保持富貴的地位，如同保持水滿而不翻一樣，有什麼辦法呢？”孔子說：“自己聰明智慧要保持愚笨的樣子，功勞覆蓋天下，要保持謙讓的樣子，即使勇敢而力氣蓋世，也要保持怯弱的樣子，財富擁有全天下，要保持謙讓再謙讓的方法。”這就極形象地說明了“物極必反”的中庸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