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鋒芒畢露，必定會遭到別人的嫉恨和非議，甚至引來禍端。曆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乾隆皇帝好賣弄才情，寫過數萬首詩。他上朝時經常出些辭、聯考問大臣。大臣們明明知道有些對聯是很粗淺的，也不說破，故意苦思冥想，並且求皇帝開恩“再思三日”。這意思無非是讓乾隆自己說，然後大臣一片禮讚之聲。是滿朝文武無能人嗎？非也，這是免招惹是非的處世技巧。
切斯特菲爾德說過這樣一句名言：“要比別人聰明，但不要讓他們知道。”
外露的聰明遠不如深藏的智慧更有實際意義。
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禍從口出。一個冷靜的傾聽者，不但到處受人歡迎，而且會逐漸知道許多事情；而一個喋喋不休者，像一隻漏水的船，每一個乘客都希望趕快逃離它。同時，多說招怨，瞎說惹禍。正所謂言多必失，多言多敗，隻有沉默，才不至於被出賣。保持沉默，便是保持不受傷害。
有人說言語是一種卑賤的東西，一個說話極隨便的人，一定沒有責任心。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多言不如多知。即使千言萬語，也不及一件事實留下的印象那麼深刻。多言是虛浮的象征，因為口頭慷慨的人，行為常常吝嗇。有道德者，絕不泛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不發濫言。
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保持適當的緘默，別人將以為你是一位有涵養、可信賴的人。
三百多年以前，科學家伽利略說過：“你不能教人什麼，你隻能幫助他們去發現。”所以，為什麼要弄巧成拙？為什麼要麻煩自己呢？如果你想證明什麼，別讓任何人知道，要不著痕跡，很巧妙地去做。就像詩人波普所說的：
“你在教人的時候，要讓人覺得你像若無其事一樣。事情要不知不覺地提出來，好像被人遺忘一樣。”
藏巧於拙方致遠
古人雲：“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鳥噬人的法術。故君子要聰明不露，才華不逞，才有任重道遠的力量。”這大概可以形象地詮釋“藏巧於拙，用晦而明”這句話的具體含義。一般地說來，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惡機巧的，而胸有大誌的人，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沒有機巧權變，又絕對不行，尤其是當他所處的環境並不盡如人意時，那就更要既弄機巧權變，又不能為人所厭戒，所以就有了鷹立虎行、如睡似病、藏巧用晦的各種處世應變的方法。
曹丕以哭勝曹植的美文是一個例子，安祿山作楊貴妃的幹兒子也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種正麵的“拙行”。如唐初的重臣李勣，本是李密的部下；而在當初起兵時，李密與李淵父子勢力之間，是鉤心鬥角的兩派，隻是李密後來被王世充打敗，他才隨故主投於李淵父子的麾下。此時天下大勢已趨明朗。
李勣懂得隻有取得李淵父子的絕對信任才有前途，於是他安排了這樣的行動：把他“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的所據郡縣地理人口圖派人送到關中，當著李淵的麵獻給李密，說既然李密已決心投降，那我所據有的土地人口就應隨主人歸降，由主人獻出去，否則自獻就是自為己功、以邀富貴而屬“利主之敗”的不道德行為。李淵在一旁聽了，十分的感慨，認為李勣能如此盡忠故主，必是一個忠臣。李勣歸唐後，很快得到了李淵的重用。但是李密降唐後心懷怨恨、不久竟又反唐，事未成而“伏誅”。按理說，一般的人到了這個時候，避嫌猶恐過晚，但李勣卻公然上書，奏請由他去收葬李密——唯其“公然”，才更添他的“高風亮節”，假設偷偷摸摸，則可能會有相反的效果——“服衰經，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切，釋服散”。說起來，這純粹是做給活人看的，李密已死，曉得什麼？表麵看這似乎有礙於唐天子的麵子，是李勣的一種愚忠，實際李勣早已料到這一舉動將收到以前獻土地人口同樣的神效。果然“朝野義之”，公推他是仁至義盡的君子。從此李勣更是朝廷推重，恩及三世。李勣取的是一種“負負得正”的心理效應，迎合了人們一般不信任直接對己的甜言蜜語，而相信一個人與他人相處時表現出來的品質——即側麵觀察的結果，尤其是迎合了人們一般普遍地喜愛那種脫離於常人最易表現的忘恩負義、趨吉避凶、奸詐易變的人性弱點，而表現出來的具有大丈夫氣概的認同心理，看似直中之直，實則大有深意，是“藏巧於拙”處世而成功的典型。
李白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詩，叫“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則揭示了另一種意義上的保藏用晦的處世法。這是指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龍沉潭那樣的伸屈變化之胸懷，計人難以預測，而自己則可在此期間從容行事。元末的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後，因為群雄並峙，為了避免因嶄露頭角而成為眾矢之的，他采取了朱升的建議，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贏得了各個擊破的時間與力量，在眾人的眼皮底下暗渡陳倉，最後一並群雄當上了大明皇帝。
以上所述，都是一些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不過，對於一般的普通人，古人也認為應該有包藏、凝重的胸懷與氣度。有一句名言，曰：取象於錢，外圓內方。古錢幣的圓形方孔，大家都是知道的。為人處世，就要像這錢一樣，“邊緣”要圓活，要能隨機而變，但“內心”要守得住，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則。例如，對周圍的環境、人物，假如有看不慣處，不必棱角太露，過於顯出自己的與眾不同來，“處世不必與俗同，亦不宜與俗異，作事不必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憎”，既可以保全氣節，也可以保護自己。
要學“笨”些
宋儒呂本中在《童蒙訓》中說，“每事無不端正，則心自正焉”。有了誠心方能辦誠事。交友、處世首先不是一個技巧問題，而是一個誠心問題。所以他認為“凡人為事，順是由衷方可，若矯飾為之，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亦不複藏使人不知，便改之而已。”這就是說處人待事千萬不要虛情假意，矯揉造作，言不由衷，口是心非。這些思想對於教子是十分重要的。
糊塗學認為，在今天首先要學“笨”些。而不是學“精”，就是說多保持一些誠實的東西，少來些虛假的東西，按此法其必有大成就。若順著商業化社會那種隻重交際技巧，矯揉造作的路子發展，不會有大作為，充其量隻能當個公共關係部的主任。
人生處世要放遠眼光，大智若愚，這個道理是中國大儒們努力所做的。曾國藩給其弟的信就說明了這個點：
弟來信自認為屬於忠厚老實一類人，我也相信自己是老實人。但隻因為世事滄桑看得多了，飽經世故，有時多少用一點機巧詐變，使自己變壞了。實際上因這些機巧詐變之術總不如人家得心應手，徒然讓人笑話。使人懷恨，有什麼好處呢？這幾天靜思猛省，不如一心向平實處努力，讓自己忠厚老實的本質還我以真實的一麵，回複我的本性。賢弟此刻在外，也要盡早回複忠厚老實的本性，千萬不要走入機巧詐變那條路，那會越走越卑下。即使別人以巧詐待我，我仍舊以淳樸厚實待他，以真誠耿直待他，久而久之，人家有意見也會消解；如一味勾心鬥角，互不相讓，那麼，冤冤相報就不會有終止的時候了。
曾國藩是最反對人傲氣的，他的家書中，指出傲氣是人生一大禍害，切要根除。他說：古來談到因惡德壞事的大致有兩條：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多言。丹朱不好的地方，就是驕傲和奸巧好訟，也就是多言。遍觀曆代名公巨卿，很多是德中的一種傲氣吧；不太多言，但筆端多少有些近乎巧詐。靜時暗中檢討自己的過失，我之處處被人怪罪，其根源亦不外乎這兩條。溫弟性格大致與我相似，而言辭更為尖刻。凡以傲氣淩人，不一定非以言語相加，有以神氣淩人的，有以臉色淩人的……。大抵心中不能總記著自己的長處，就一定會從麵容神態上表現出來。從門第看，我的聲望大減，正擔心會影響到家中子弟；從個人才識看，現今軍武中鍛煉出很多人才，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超過人家的地方。都不可倚仗。隻有兢兢業業，放下架子，把忠信篤敬貫徹到一切言行中，才多少能彌補一些舊時的過失，整頓出新的氣象。不然，人人都會討厭和小看我們了。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講到這個問題，告誡其弟一定要戒牢騷。他說，在幾個弟弟中，溫弟天資本是最好的，隻是牢騷太多，性情太懶。以前在京城就不愛讀書，又不愛作文，當時我就很擔心這一點。最近聽說回家以後，還是像過去那樣牢騷滿腹，有時幾個月不提筆作文。我們家如果沒有人一個一個相繼做出大的成就，其他幾個弟弟還可以不過分追求責任，溫弟就實在是自暴自棄，不應把責任完全推托給命運。我曾見過我的朋友中的那些愛發牢騷的人，以後一定有很多的挫折。這是因為無故而埋怨上天，上天就不會給他好運；無故而埋怨別人，別人也決不會心服。因果報應的道理，自然隨之應驗。溫弟現在的處境，是讀書人中最順暢的境地，卻動不動就牢騷滿腹，怨天尤人，一百個不如願，實在叫我不可理解，以後一定要努力戒除這個毛病，隻要遇到想發牢騷的時候，就反躬自問：“我是不是真有什麼毛病以致心中這樣的不平靜？”不狠心自我反省，不決心戒除不足。心平氣和謙虛恭謹，不隻是可以早得功名，而且始終保持這種平和的心境，還可以消災減病。盛氣淩人也罷，牢騷太盛也罷，都是自傲的一種表現。自傲是人生一大誤區。有人認為老實人吃虧，其實都是短視。做人自謙，從個人來說這是最老實的態度，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個人無論如何神通也不過宇宙間一個塵埃而已。更何況山外青山樓外樓，水平高的人多的是，隻是你未看見而已。從外人來說，自謙也是最實際的。夾著尾巴做人不是虛偽而是誠心。
朱熹在給其長子家信中說：“凡事謙恭，不得盛氣淩人，自取恥辱。”這就是說自謙招福，自傲招害。《三國演義》中馬謖，紙上演兵，盛氣淩人，結果兵敗人亡。所以《顏氏家訓》中說：“滿招損，謙受益”真是為人之真言。就此而言，尾巴不是夾起來，而是應永遠放下來。不近迫於外界而是感於內心。這樣做似乎弱些，似乎軟些，一時還會讓小人得誌，其實笑到最後的一定是你。糊塗人生學高明之處正在於著眼於大處，著眼於長遠。
中庸大師王導
王導是晉朝瑯琊臨沂人，出身名門望族。王導少時很有膽量，有將相氣質。王導在洛陽時與瑯琊王司馬睿友善。永嘉元年，晉懷帝任命司馬睿為安東將軍，出鎮建業（今南京），王導相隨南渡為安東司馬。
永嘉五年（316），後漢又攻占長安，西晉滅。
當時，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王導聯合南北士族，擁司馬睿稱帝，稱晉元帝，都建業，史稱東晉。五馬渡江以後的東晉宗室零落，內外軍政大權旁落毫無實力。
王導在創建和維護東晉政權上，費盡心機。沒有他，東晉很難建立，即使建立也會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