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已奉令遷入台北主持政事的陳誠致電傅斯年：
弟已於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台，希先生速駕來台，共負巨艱。[60]
傅斯年接到電報，意識到自己何去何從的最後時刻到來了，在命運的重要轉折關頭，向來幹練決斷的他竟再度猶豫起來。此前，隨著陳布雷自殺身亡，他亦產生繼之而去的念頭。這個念頭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時日，早在1932年他就說過：“國民黨曾為民國之明星者若幹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於是一切殘餘的舊勢力蠢蠢思動，以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說：“平情而論，果然共產黨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為階級的原故，喪其性命，有何不可。我們雖不曾榨取勞苦大眾，而隻是盡心竭力忠其所職者，一旦‘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自然當與壞東西們同歸於盡，猶之乎宋朝亡國時，若幹好的士人，比貪官汙吏還死得快些一樣子。一從大處設想，即知如此命運真正天公地道，毫無可惜之處。”[61]但究因家人看護與對史語所及台大命運的牽掛未能步陳布雷後塵——死，有時容易，有時也難。
1月8日，蔣介石接到密電，北方局勢即將全麵崩盤，焦灼中急約胡適晚餐。席間，蔣循慣例先問胡對大局的看法，胡氏又犯了一介書生弄舌逞快的老毛病，竟像當年勸毛澤東解除武裝一樣，又不知深淺地奉勸蔣介石投降，且同樣列舉一些洋例子加以佐證“投降”的必要：“我為他述General Wain-Wright（溫賴特將軍）守Bataan（巴丹半島）力竭投降，勝利後釋放回國，美國人熱烈歡迎他，國會特授與‘榮譽勳章’。”更不可思議的是，當一通勸降話說完，胡氏竟認為“蔣公稍有動意”。[62]
事實上，身經百戰的蔣介石是何等人物，怎麼會聽從一介書生的“投降”之說？就像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不會聽從胡氏的癡人說夢一樣，在大地“陸沉”之際，蔣介石仍決定死裏求生，做最後一搏，並請胡適到美國求援。因胡氏此前已明確表示不做正式外交人員為政府效勞，蔣介石亦采取通融之策，令胡以民間外交的方式使美。當天晚上，胡適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蔣公今夜仍勸我去美國。他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隻]要你出去看看。”[63]
胡適經過一番內心煎熬，決定服從蔣公這一委派，重返美國為政府“做點麵子”。
1月9日，被共產黨部隊圍困在淮海戰場達66個日夜的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向蔣介石發出了最後一封電報：“各部隊已混亂，無法維持到明天，隻有當晚分頭突圍。”[64]是夜，國共兩軍展開激戰，國民黨軍全麵潰敗。整個淮海戰役，解放軍以傷亡13萬人的代價，殲滅、俘獲國民黨軍55.5萬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戰場總指揮杜聿明被俘。而作為一個指揮50餘萬大軍的主將在戰場上被俘，這在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
1月15日，共產黨軍隊占領天津，北平危在旦夕。胡適匆匆趕往上海拜訪銀行家陳光甫，商討赴美求助方案。17日晚上，正在上海的顧頡剛受邀參加胡適的晚宴，早已與胡老師產生芥蒂且不明就裏的顧氏，借著酒勁勸胡借此擺脫國民黨政府的糾纏，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窩”。並謂：“當國民黨盛時，未嚐得與安樂，今當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65]顧氏的一番說教，胡適並未放在心上，更沒有透露自己行將赴美的半點口風。此時的胡適與顧頡剛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揚鑣，這對相互傾注過熾熱情感與人倫大愛的師生，上海一別竟成永訣。
1月19日淩晨，傅斯年遵照事前安排，欲趕赴機場搭乘軍用飛機赴台。在慘淡的星光照耀中，傅斯年提著行李走出史語所大院中的居處，專門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適做前導，傅氏秘書那廉君殿後，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無聲息地走著，沒有人再說話，千言萬語已說盡，最後要道的“珍重”又遲遲不能開口。當那扇寬大厚重的朱紅色大門“嘎嘎”推開時，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門的老工友接過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車的同時，嗚咽著道：“傅先生，今日一別，還能相見嗎？”傅聽罷，悲不自勝，滾燙的熱淚“唰”地湧出眼眶，順著冰涼的麵頰淌過嘴角，又點點滴滴地隨著夜風四散飄零。“好兄弟，等著我，我會回來的。”傅說著，握住老工友的手做了最後道別，然後登車倉皇離去。正可謂：“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