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與聞一多在政治上各有自己的立場，且呈水火不容之勢，未承想在對待劉文典“為土司之賓”的看法上卻出奇的一致。看來劉文典這位頗為自負的“國寶”在西南邊陲的所作所為，的確惹惱了不少人，最後落得個被聞一多借機踢出圈外的悲涼結局。至於劉文典學問之差，當時傅斯年在國內時聽弟子王叔岷念叨過，或是直接來源於夏鼐給他的信中，說到王叔岷在評議會場之外的那通議論，不得而知。而劉文典的學問到底如何？是吳宓所說的“高見甚是”，還是王叔岷檢視的“無窮錯誤”？實在屬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尚可討論的學術範疇。[54]
傅斯年如此直言不諱，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吳宓在西南聯大的時候，論陳寅恪和錢鍾書老少兩代在學界的地位的那段話：“當今文史方麵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55]這一評價自有其精妙之處，從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吳宓的眼裏，大名鼎鼎的劉文典也並不是什麼所謂的大師或“國寶”，亦當屬於“爾爾”一類的普通之輩。吳氏說這句話的時候，心高氣傲的劉文典或許尚不服氣，其他人或許還稀裏糊塗地蒙在鼓裏不置可否，如今傅斯年作如是說，劉文典就真的成為“爾爾”了。
就劉文典個人的命運而言，抗戰勝利後，滯留偏遠的雲南昆明，未能回到北平這一文化、學術中心，對他事業的發展、學術的定位、名聲的傳播，皆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當年清華中文係的幾位大牌教授，其璀璨的光芒經久不衰，凡稍讀過書的人幾乎皆聞其名。而劉文典的光芒卻很快暗淡下去，他在文學上的貢獻與聲名，除了幾個專
業研究人士外，再難為世人所知。身處如此不幸中的劉文典，假如在此次首屆院士評選中得以勝出，或可借此挽回頹局，重整旗鼓，在學術上做出新的貢獻並留下不朽的聲名。可惜的是，在這關鍵的曆史轉折點上，又遭到了力大威猛，從梁山走出來的好漢傅斯年當頭一棒。若劉文典真如傅斯年，或傅的門生王叔岷說的那樣在學問上有“無窮錯誤”，那麼“國”將不“國”，劉文典這件號稱價值連城的“國寶”，也就自然成為一件假冒偽劣產品，或一堆廢銅爛鐵——或許還不如。
無論如何，經在萬裏之外的傅斯年如此一記殺威棒，站在雲南大學講台上的劉文典轟然倒下，屬於他的時代算是徹底終結了。世事無常，或許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哀哉，劉文典！[56]
身在國外，但對國內學術界特別是本次院士人文組選舉具有超強控製能力的傅斯年，在候選人名單中第二個拖出來開刀問斬者便是清華教務長、獨腿教授潘光旦。傅直言不諱地表示：“社會學一項，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聰明人，然其治譜牒學之結論，實不能成立。彼以科舉之名，證明蘇州人天資優越，然此說實不足以成之，蓋科舉之業亦有風氣，且可揣摩，主考與入選者每為一調，忽略此曆史事實，乃潘君之說，故潘君之工夫似未可與陳達君同列也。治學不可以報紙文字定其高下，此學在中國既不發達，如求其次，則孫本文君似應列入。此君之書，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議將其列入候選名單。”[57]
潘光旦所搞的那一套社會學不為傅斯年所重，自是與潘氏的著述不周或觀點偏頗有關，但這似不是主要的症結，因為潘除了研究譜牒，還有其他大量社會學著作如人口學論文行世，此著述傅並未提及，抓住一點而攻其全身，自是於情於理皆說不過去，更不能令人信服。傅斯年之所以抓其一點就敢於把潘光旦即將戴上的院士帽子革掉，恐怕與他對潘的政治傾向和思想作風大不感冒更有幹係。傅向來不把潘光旦，或與潘氏相近的吳文藻、費孝通等一派人物視為同誌、同類或同族，又因潘光旦等人在抗戰後期經常於報紙上發表攻擊國民政府的言論，還不自量力地以“我們人民”的名義，向正在交火開戰的國共雙方進行勸阻、威脅，招致傅氏更大的不滿，這一點從傅斯年此前寫的文章和書信，以及此次所暗含譏諷的“治學不可以報紙文字定其高下”即可見到。政見不同，自然就不屬於一股道上跑的馬。按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處世哲學，潘光旦此次也隻有被傅斯年踢出門檻之外靠邊架著拐杖看熱鬧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