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江麵上，幾艘“長遠”輪前後一字排開，乘風破浪，順流而東。當輪船轉過幾座山頭，李莊遠離了視野，船上的人員才漸漸擺脫了離別的憂傷，精神變得活躍起來。許多年後，據同船而行的史語所研究人員張秉權回憶：“眾人顧不得秋風蕭颯的寒冷，一個個爬出船艙，佇立甲板，盡覽長江勝景。尤其三峽的雄偉天險，令人歎為觀止。記得夜泊巫山的那晚，縣城在半山腰，下瞰灩澦灘，眺望白帝城，惜別之情油然而生。第二天一早駛進夔門，兩岸峭壁聳天，江心險灘處處，暗礁無數。有一艘運軍糧的帆船，從下遊逆水而上，大概無法避開我們那艘小輪的航道，急得向駕駛台放了一槍，山鳴穀應，全輪震驚，人心惶惶。然而領船的那位師傅，不慌不忙，從容鎮定，用手勢和手指，指示航道，終使兩船均能安然無恙地脫離險境。”[28]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順長江，出三峽，回故土，抵東海，不隻是千百年來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夢想，它同樣是一個民族精神追求與圖騰的感召。四年前，當北京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麵對“炸彈像冰雹一樣從天空掉下”的殘酷場景，躲在陰暗潮濕的防空洞撰寫他的大著《西潮》時，曾有過這樣的預言：“中國所走的路途相當迂曲，正像曲折的長江，但是她前進的方向始終未變，正像向東奔流的長江，雖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終於經曆兩千多裏流入黃海。它日以繼夜，經年累月地向東奔流，在未來的無窮歲月中也將同樣地奔騰前進。不屈不撓的長江就是中國生活和文化的象征。”[29]
遙想抗戰初期，平津淪陷、上海淪陷、南京淪陷、武漢淪陷、宜昌淪陷，國軍節節潰退，日軍步步進逼。揚子江一線炮火連連，血水湧動，人頭滾翻，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三峽作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國最後一點血脈和反攻的力量。當然，三峽的意義不隻是自然地理和軍事上的，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標誌。中國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長江，但是前進的毅力與方向始終未變，不屈不撓，日夜不停地奔騰前進。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卓絕之時，馮玉祥將軍於三峽險峻的夔門之上，奮筆題詞“衝出夔門”四個大字以銘心誌。由此，整個抗戰八年，夔門成了中華民族抵禦外侮、誓不屈服的旗幟與堅毅的象征。置於絕地而後生的中華民族最終衝出了夔門，收複失地——那滿載文化精英與大批國之重器，劈波斬浪、飛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證。
81名院士出籠
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大隊人馬自李莊遷回南京，傅斯年滿懷興奮與歡喜，在中央研究院大樓的演講廳設宴款待。為把宴會辦得紅火熱鬧，也為了讓流離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個歡聚一堂的傾訴機會，特地邀請胡適自北平來京參加這場具有曆史紀念意義的盛宴，胡氏欣然前往。
參加宴會的史語所研究人員張秉權許多年後還記得胡適初到的場景，隻見這位光芒四射的士林盟主步入大廳，與眾人一一握手致意，對於新進後輩，似乎特別客氣。對一些家屬小孩也是談笑風生，親切感人。傅斯年在一旁亦莊亦諧地稱胡為史語所的“姑媽，娘家的人”。[30]一會兒又當著眾人的麵大聲呼道：“人說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對，我是胡先生的鬥士。”[31]此話引得大家一陣哄笑。大廳內主客歡喜，如沐春風中。
席間，最令人難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說中對史語所曆次搬遷的追憶，當講到抗戰八年顛沛流離、艱苦卓絕的生活時，傅氏動了感情，說到動情處，幾次哽咽淚下，在場的人受其情緒感染而熱淚盈眶。最後，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滿懷激情與信心地說了一些“慶祝大家都能幸運歸來……從此之後我們可以安心工作，史語所八年的流離可說是告一段落了。搬回來之後永不搬遷”[32]等充溢著溫情與期待的話，眾人的情緒漸漸由悲壯轉為喜悅。這個時候，沒有人想到僅僅是兩年之後，史語所人員又倉皇辭廟，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