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得船來，穿過李莊鎮外的田野，又跨越500多級台階，大汗淋漓的傅斯年終於登上了史語所大本營——板栗坳。董作賓見傅氏到來，長籲了一口氣，直言不諱地說道，史語所已是人心渙散，特別是家屬們看到同濟大學陸續東遷，已是人去廟空，整個李莊越來越沉寂難耐，於是焦躁不安，三天兩頭跑來詢問複員歸京之日。受其感染，青年們也坐不住了，議論紛紛，不知是誰打聽的小道消息，說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驊出任教育部長，以後再也不管史語所了，同人們也開始惶恐不安，大有樹倒猢猻散之感。青年學者與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學生們，除了每日做著複員東歸的白日夢，再也無心搞什麼學問和研究了。若不趕緊想法加以安撫，一群男女老少悶在這個形同葫蘆一樣的山坳裏，恐怕早晚要出事兒。
傅斯年聽罷，知道自抗戰勝利後，自己連續在重慶—北平—昆明—南京之間來回奔波，表麵上搞得紅紅火火，且在媒體上出盡風頭，不免有小道消息傳播開來，直至弄得史語所同人信以為真，且攪得人心惶惶。他苦笑著，嘴裏說聲“糟糕，這都是我的罪過”，心生一計，當場在董作賓的工作室找出一張白紙，潑墨揮毫，上書“傳言孟真要當官，斯年離所不做官”幾個大字，親自掛在牌坊頭大門的一邊，以明心誌，也算是對史語所同人一個無聲的解釋。
隨後，傅斯年與董作賓商討了複員的具體計劃和處置措施。當晚，召開史語所同人會議，傅除了當麵表白自己不會拋下眾人到南京做官，還明確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難，最遲至10月，也就是長江枯水期到來之前，一定要像《聖經·舊約》中所說的摩西帶大家走出埃及一樣，回歸到那“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那曆史上有名的六朝古都石頭城——南京，讓大家得到應有的快樂與幸福。
傅氏的一席話，令眾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遠處霧色朦朧中燦爛的燈火，愁雲頓消，鬱悶之心境豁然開朗。
一個星期後，傅斯年接到朱家驊發來的電報，令其速至南京出席國府緊急會議，傅不得不再一次離開李莊。沒料想，這是他在李莊的最後日子，日後的歲月，李莊的山山水水隻能在夢中相見了。
英辭未擬，惜此離思
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慶接洽船隻的人員已與民生輪船公司談妥，史語所返京在即。身在北平的傅斯年電示董作賓：“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電京渝接洽，船隻恐必須在重慶換船，弟月中返京，盼十月中本所能遷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難未敢即動，今因江水將落勢須速辦。”[6]董作賓接電後，迅速組織所內人員行動起來。
在這座山坳裏一口氣憋了六年，終於盼到了重返京都的一天，所內男女老少聞此消息皆精神振奮，情緒昂然，大有杜工部當年《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之心情：“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眾人於淚眼婆娑中收拾行李，打點包裹，盤算著回到南京將怎樣開始新的生活。
早在此前的幾個月，史語所同人就決定在這塊哺育過自己的熱土上，留下一個標誌性紀念物。在董作賓具體策劃指揮下，幾十名當地土著和史語所幾位年輕的研究人員，將一塊大石碑從山下運來，於板栗坳牌坊頭最醒目的地方立起——這便是史語所在李莊這塊庇護了“下江人”六年的文化聖地所留下的一件最為重要的曆史見證。
紀念碑碑額為董作賓用甲骨文書丹“山高水長”四個大字，其意乃借用宋朝大文學家範仲淹名句。當年範在他那著名的《嚴先生祠堂記》結尾處，以飽滿的激情與至誠頌揚他的老師：“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而如今，對滋養庇護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與鄉鄰百姓，史語所的學者們同樣以這一動人的詞句來表達內心的感念之情。
碑額下是“留別李莊栗峰碑銘”幾個大字，銘文由史語所才子陳槃撰，勞榦書。文曰：
李莊栗峰張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煥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間，自鄉之宋嘴移居於此。起家耕讀，致資稱巨富，哲嗣能繼，堂構輝光。
本所因國難播越，由首都而長沙、而桂林、而昆明，輾轉入川，適茲樂土，邇來五年矣。海宇沉淪，生民荼毒。同人等猶幸而有托，不廢研求。雖曰國家厚恩，然而使賓至如歸，從容安居，以從事於遊心廣意，斯仁裏主人暨諸政當道，地方明達，其為藉助，有不可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