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此言未免又犯了一貫狂吠的老毛病。事情的真相大體如下：
1923年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的郭沫若，由於在日本時期與鬱達夫、成仿吾等人發起成立“創造社”並從事文學創作，名聲大振，遂於1926年2月出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7月參加北伐戰爭，10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中將銜副主任。1927年蔣介石在發動反共清黨運動前夕，郭沫若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做法頗為不滿，公開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把蔣視為“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這一“叛逆”行徑惹得蔣介石大怒，郭沫若隨即遭國民政府明令通緝。同年8月，郭氏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南昌起義，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流亡日本，蟄住千葉縣市川市，自此“在日本人的刑士與憲兵的雙重監視之下，開始對中國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等進行研究”（郭沫若語）。1930年結集出版了號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之作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後歸國，前後在日本亡命近10年。
1927年1月，魯迅根據中共的意圖由廈門轉赴已由廣東大學更名的中山大學，準備與他曾稱之為“流氓+才子”的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18]之際，郭沫若等人已離開廣州，魯郭二人遂失去了見麵與製造聯合戰線的機會。而由歐洲歸國後至中山大學任教的傅斯年，連同後來進入的董作賓，更是無緣與郭氏相見，因而傅董二人與郭沫若在抗戰之前的十幾年裏並不熟悉。正是由於這種情形，當郭沫若把“無處發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的探討上麵”[19]，在日本編纂所謂“在甲骨學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的《卜辭通纂》時，盡管“非常重視殷墟考古的每一進展並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學的影響”[20]，但在向國內學界索要材料時，並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語所人員求助，而是致信容庚、於省吾、馬衡、徐中舒等代為搜羅。後來郭在日本蝸居的小黑屋裏看到朋友們寄來的材料中，有董作賓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並讀到董氏對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貞某事”的釋解，神情大振，當即驚歎曰：“近時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21]到了這個時候，郭沫若才意識到史語所中人的厲害，同時壯起膽子致信董作賓和李濟，懇求一觀大龜四版的全份拓片，以為自己著述做參考。
此時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國民政府正在通緝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後隸屬總統府），其對立的關係可想而知。李濟與董作賓接信後，覺得郭氏盡管在政治上與黨國有所衝突，且與自己並無親情舊故，但畢竟還是一位名聲在外的風流才子，在如此艱難處境下，沒有墮落沉淪，像許多落魄文人一樣整日除了打架鬥毆，就是吃喝嫖賭逛窯子，尚能堅持研究古史與甲骨文字，頗值得同情。於是，經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緝之嫌，甘冒通共聯敵的政治風險，以最快速度將大龜四版和“新獲卜辭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說明此拓片尚未發表，僅供參考而已。董作賓一看郭氏在信中對自己發現甲骨文中的“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頭腦一熱，把自己剛剛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一並寄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