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聽罷，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道：“若等你在課堂或書本中學好文字學，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書店裏發賣了，哪還有咱們的機會？為今之計，隻有占先，一麵發掘，一麵讀書，一麵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問題，這個問題就逼著你非讀金文、小學去細心細考，自然會有新局麵、新結論。舊路已為人家占滿，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們年輕人的出頭之日？”
莊尚嚴在回憶中說：“大約從這時起，他就打定了這個主意，不久我就聽人家說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陽挖龍骨去了。我則為學校派往日本東京帝大從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兩個人就此各自東西了。”[5]
莊氏所說的“不久”，其實是三年之後的事了，當時董對自己的學術前途尚茫然無知。任繼愈的“社會大潮說”有一定道理，倘若沒有當時社會大潮的推助，董作賓再精明老練，也不可能在這門學問事業中取得後來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實是，1927年董作賓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副教授，結識了與他人生命運緊密相連的“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之一傅斯年”。[6]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廣州宣布成立。此時董因母親病重，請假回鄉照顧母親，並在南陽中學當了一名國文教師。就是在這一節骨眼上，傅念舊情，先聘董為史語所通信研究員，後改為編輯員。史語所剛一成立，傅斯年就急於想在學術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陽挖烏龜殼的主意。不過這個時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無將無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陽中學任教的董作賓，便打電話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調查和發掘。頭腦並不糊塗且早有意要借挖烏龜殼以鳴天下的董作賓，在這股驟然興起的社會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立即趕赴小屯行動起來。命運之神似對他格外惠顧，第一次試掘，竟獲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餘種，且從調查情況判斷，地下的甲骨並未窮盡，埋藏頗豐。有了這一非凡的收獲和發掘前景，董作賓的人生之路也就從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來了。
當李濟於這年冬天前往開封和董作賓會麵時，根據小屯的調查情況，二人商定於春節後再搞一次大規模發掘，並達成一項諒解，這便是：由董作賓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濟負責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對於這個城下之盟，李濟後來回憶說：“實踐證明這一諒解對我們個人關係與合作是重要的。作為考察這個遺址的第一位先鋒，董作賓應該有機會研究這批最重要的科學發現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陽發掘的關鍵品。另外，董的銘刻學研究能力是無容懷疑的。”[7]
事實上，李、董兩位大師之間終其一生都履行了這一協約：李濟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銅器和其他器物，董作賓專門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應對殷墟出土的龜甲做係統的分析與研究。
當第三次安陽殷墟發掘的第二個階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區大連坑內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一發現使殷墟發掘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龜版卜辭的卜字之下、貞字之上有6個不同的文字。此類文字過去學者眾說紛紜，或以為地名、或以為事類、或以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論。董作賓經過深入研究，於1931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從對大龜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辭的研究，論定卜貞二字之間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從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學者的論斷。與此同時，對易於混淆的官名也做了正確分析，並得出結論：“可知其決為卜問命龜之人，有時此人名甚似官，則因古人多有以官為名者。又卜辭多有‘某某王卜貞’，及‘王卜貞’之例，可知貞卜命龜之辭，有時王親為之，有時史臣為之，其為書貞卜的人名，則無足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