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董作賓同在李莊板栗坳的研究員、著名漢簡研究專家勞榦曾說過：“彥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學刻字，因此對篆文早就很熟悉，這對於學甲骨文是很有幫助的。彥堂先生曾經告訴我，他鑒定甲骨真偽的一種方法，是從原來刻時的刀法看，而這種心得，就是從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2]當時與勞榦同在李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繼愈，許多年後以北京圖書館館長兼著名學者的身份，談到個人與社會潮流的關係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裏，都是社會裏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隻有在這個大潮裏麵，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再大的英雄也是這樣。（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賓先生，我認識的，他原來在集市上擺小攤，賣那個毛巾呀、雪花膏呀、發卡子呀這類的東西。顧客有時候來，有時候不來，趕集嘛。他就拿著《漢書》在那裏看，結果被一個專家看見了，就說你這個年輕人不要擺攤了，跟我念書去吧。後來他就成了個甲骨文專家。這也是個自學成才的（例子）了。”[3]
任繼愈此言，可能是在李莊時曾聽董作賓親自講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傳奇色彩。但董作賓事業得益於風雲際會的大潮流、大趨勢，加之自己敏銳的學術眼光和不懈奮鬥而終於成其大器，則是合乎事實的。
董作賓1895年出生於河南省南陽董陽門村。在他5歲時，甲骨文被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認出並開始探究——這是世人認識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鄉入私塾就讀經史，後進當地學堂學習，與後來成為著名考古學家的郭寶鈞同窗。因家境貧寒，自14歲始，董作賓幫助父親“作手工業，印衣袖。臘月春聯鬻之。為人刻印章，每字取銅元四枚”[4]，但仍未放棄學業。1912年，董氏於小學畢業後赴南陽一麵經商，一麵與他人共同設館授徒。也就在這一年，著名甲骨學家羅振玉經過多次明查暗訪，終於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陽小屯村，並搜求甲骨1.2萬片開始研究，同時根據甲骨卜辭考釋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時代的都城，這一劃時代的發現，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震動和關注。1918年，24歲的董作賓於南陽師範學校畢業，接著考入河南育才館，師從古文字學家時經訓學習商簡，自此得知天下還有一種刻在烏龜殼上的古老文字——時距甲骨文發現已過去19年矣！這位名叫時經訓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繼愈講述的所謂發現董作賓的“專家”。但從董的經曆看，跟隨時老先生學習的收獲並不太大。1923年董作賓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為研究生，仍一直沿著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樣沒有要成為一名甲骨學家的跡象。直到有一天夜裏忽發奇想，靈感突現，才有了使他成為一代甲骨學大師的預兆。
據董作賓北大同學、後押運古物赴台灣並出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回憶：1925年夏天，莊與董作賓於北大國學門畢業後，分別留校任助教，實際上是研究人員。董當時致力於歌謠方言的研究，莊則在考古學上用力。在莊看來，董作賓應當上山唱歌，自己則當下田挖土。由於是暑假，天氣悶熱，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間空閑的大辦公室打地鋪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賓忽然從地鋪上坐起來，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鄭重其事地說道：“老莊，你看咱們長此下去，如何是了？”
莊尚嚴一聽，不知對方發什麼神經，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難道讓我們去搶銀行綁票，上山當土匪，殺人越貨嗎？”
董作賓並不理會莊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有點激動和神秘地說：“我有一個主意，你如同意，咱們一同到我家鄉安陽去發掘甲骨如何？你學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強項。我是河南人，對地方關係可以搞得好。這是一條有廣大發展的道路，比局促在這裏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話引起了莊的極大興趣。此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正由於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聲大噪，備受世人矚目。除羅、王之外，當時研究此學問者寥寥無幾，而甲骨文很明顯是一個尚未開辟的充滿神秘誘惑的寶藏。莊尚嚴頭腦一熱，立即坐起來道：“你的想法很好，隻是你我二人，一個搞歌謠，一個學考古，對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學識如小學訓詁文字學都無根基，如何辦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