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的狀況，北平學潮興起並呈四麵開花狀向全國各地輻射似是一種必然。作為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麵對頹局，咬緊牙關，為維護他心目中的教育秩序和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做最後的努力。傅氏在《漫談辦學》中以嚴肅的態度和鮮明的政治立場指出：“學校必須有合理的紀律。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隻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毀壞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某處（南按：指延安）廣播一下，說要美軍撤退，過了幾天，學生便要求美軍撤退，請問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樣的學生運動，我是很不願意它和五四相提並論的。學校……若弄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豈不失了學校存在的意義？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們，豈不等於利用童工？”最後，傅斯年以總結性的口吻說道：“我這幾個月負北京大學的責任，實在一無貢獻，所做都是些雜務的事，隻是一條頗為自負的，便是‘分別涇渭’，為北京大學保持一個幹淨的紀錄。為這事，我曾對人說，‘要命有命，要更改這辦法決不可能’。”[36]
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觀點，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別演說，內中不無對這所風雨急驟的著名學府和北平學界未來的焦慮與憂心。當然，日後的北大校園是江水滔滔，還是洪流滾滾，或者在洶湧澎湃的學潮與社會鼓蕩中走向複興還是衰落，他這位被蔣廷黻所譏諷的“太上校長”就顧不得許多了。此時傅氏的大本營兼老巢——四川李莊郊外山頂上的板栗坳，蟄居於山野草莽中的史語所同人，已連連拍發電報催其火速回返，以處理日積月累的複雜事務、人際關係與回遷首都等一連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長董作賓在電報中稱：“同濟大學已開始回遷上海，所內人心浮動，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請兄務於百忙之中回所視事，以定具體複員計劃，穩定局麵。”[37]
對於李莊方麵急切的呼喚與期盼，傅斯年不能聽而不聞而留在北平繼續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肉，且李莊的老巢遠勝過北大的臨時帳篷——史語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順的職責所在，也是立身處世的最大本錢。於是，滿頭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協助胡適“複興北大”的挑子，搓搓雙手，卷起那張一直隨身攜帶、已有幾個補丁、且狗毛幾乎被揉搓淨了的狗皮褥子，搖晃著肥胖的身軀離開故都北平，氣喘籲籲地登上飛機向南飛去。
注釋：
[1][6]《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7][19][20][26]《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雲誌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3][4][21]《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書局1978年出版。
[5][7][10][11][13][18][23]重尋胡適曆程》，[美]餘英時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8][12]張家康《抗戰中的駐美大使胡適》，載《書屋》，2005年第8期。
所引文章作者張家康在該文中還提到：“羅斯福是胡適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同學。憑著這層關係，再加上胡適的聲望和魅力，羅斯福對胡適便另眼相看了。”直到現在，因包括像張家康這樣的作者，在書寫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這一段時，往往把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成是胡適的同學（本人所見不下十篇（部），不一一列舉），這個說法早已有之，可能後來的書寫者沿用其說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這個說法是不對的。此處不妨引用胡氏自己的說法為證。1947年10月8日，《經世副刊》登載了一篇叫作《胡適外傳》的文章。由於文中提到胡適青年時代在上海與警察打架的事，他看到後，頗有些惱怒，遂於11月10日致函《經世副刊》編輯，表示對登載此文的抗議。在澄清打架之事實後，胡適又道：“如（二）說‘抗戰的前一年，胡氏悄悄的由日本轉道美國，他是留美學生中的權威者，又和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是早年留美時期的同學，因此……在蔣夫人訪美以後，就發表他的駐美大使’。這六十九個字裏，沒有一句不錯。我那回去美國，是從香港飛去的，並沒有‘悄悄的由日本轉道’。時期是在‘七七’之後兩個半月，‘八一三’之後一個多月，並不在抗戰前一年。我從來沒有和故羅斯福總統同過學，他比我大九歲，他的學堂是哈佛，我的學堂是康南耳，我留學的後半期，羅斯福已是海軍次長了。政府發表我做駐美大使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蔣夫人訪美是在我一九四二年卸任之後……”（《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胡適函載次日《經世日報》，此文根據胡適保留於日記中的剪報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