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國務會議決議：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調駐法大使魏道明任之。胡適接到免去他駐美大使職務的電報後，已近夜11點鍾，他斜靠在沙發上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稍後便回電國民政府：“蒙中樞垂念衰病，解除職務，十分感謝。”[21]
9月18日，胡適交卸差事後，提著自己的行李，黯然離開了在華盛頓的官邸——雙橡園，結束了四年“過河卒子過洋來”的大使生涯。在當天的日記中，胡適這樣記述道：
今天早十一點離開雙橡園，離開華盛頓。
同事諸人都在站送我。劉鍇躲在我房裏，我忽然覺悟，他不願人看見他流淚。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爾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淚與他相別。[22]
胡適含淚與同事握別，孤獨地來到紐約東八十一街一〇四號，開始了斷斷續續大學教書和蹲在自己租住的房舍研究學問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四年之久。
既然已經卸任駐美大使，標誌著“戰時征調”已經結束，該複員回鄉了，但胡適為何仍寓住紐約遲遲不肯回國？個中原因頗為複雜，除了他兩個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當時正在美國讀書需要一筆錢外，國民政府中樞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國。內在緣由，曾擔任過外交部部長的郭泰祺（南按：珍珠港事變爆發後，《大公報》批評過的以巨額公款購買私人豪宅的那位），於1942年10月6日托人帶給胡適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說：“兄持節四年，譽滿寰瀛，功在國家，一旦去職，中外同深惋惜。”又說：“近閱報載言美各大學紛紛請兄留美講學。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請，似較‘即作歸計’之為愈。因在目前情況下，兄果返國，公私兩麵或均感覺困難，於公於私，恐無何裨益。”[23]信中所言多含隱語，但胡適心領神會。此時國民政府中樞，甚或蔣介石本人不想讓外界對自己生發“狡兔死，走狗烹”的惡劣印象和非議，同時胡適留美在各大學演講，還可以像小爐匠一樣，在中美關係的一些裂縫破洞間，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補作用。而就胡適本人而言，剛卸去一個攻堅對壘、搏殺前沿的“卒子”職責，也需要有一喘氣和改變角色的緩衝機會，不至於因丟官罷職而在國人麵前大跌麵子。如此這般，在美國委曲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四年之後，胡適終以北京大學校長的新頭銜，於1946年6月5日下午1點50分，離開紐約東八十一街一〇四號居所，乘朋友的汽車趕往碼頭，精神抖擻地健步登上客輪甲板。下午3點半，郵輪拔錨起程，站在甲板上的胡適望著漸漸遠去的紐約百感交集，在當天的日記中，他深情地記載道：
此次留美國，凡八年八個月（Sept.26，1937到June 5，1946）。別了，美國！別了，紐約！[24]
頗有意味的是，當胡適跨過浩瀚的太平洋，於7月4日靠近離別近九年的故土時，迎接他的首先是狂風暴雨，繼而是如血的殘陽。此時的胡適沒有意識到，這轉換突兀的物色景致，既是一種象征，又是《易》卦辭所昭示“主大凶”的不祥之兆。它預示著古老的華夏民族文武周公孔子的後代子民們，在經過八年血火交織、抗擊外虜的苦戰之後，將再度展開一場更加酷烈的大戰與劇戰，緊隨其後的將是國民黨的敗亡與赤縣神州山河變色。——此時國共談判已經破裂，北方的炮火硝煙已隨著漫天黃沙起舞升騰。再過一個多月，也就是8月10日，美國特使馬歇爾與司徒雷登將正式宣布“調處”失敗，同一種族的兄弟在自家的庭院中老鼠動刀——窩裏反將起來。曆史進程的狂風大勢已將這群黃皮膚黑頭發的種族分化為非“赤”即“白”兩大陣營，身處這陣營中的各色人等，再也沒有一點回旋的餘地和半塊自由的家園了。不是革命的戰士，就是反革命的罪魁，芸芸眾生隻能在一場改天換地、再造寰宇的滾滾洪流中，別無選擇地扔下鋤頭鐮刀與乞討的要飯瓢，身著草鞋褲衩，赤膊上陣，掄刀舞棍地展開靈與肉的搏殺與撕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