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勢已經翻盤，世界頭號霸主——美利堅合眾國業已參戰，強有力的“車、馬、炮”已雲集陣前，作為書生大使的胡適對國民政府來說，真的成為一個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過河卒子”了。而這個卒子是拚命向前還是後退，抑或翻到溝中的汙泥裏去，亦無關大局。與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機會來了個鯉魚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長的座椅，開始名正言順地對胡適發號施令，竭盡排擠打壓之能事。麵對這種令人尷尬、憤懣的局麵，1941年12月24日，胡適鄭重其事地對宋子文說：“郭泰祺來美時，我曾經告訴他，我不想幹這種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現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樣向你聲明，如果政府要更動駐美使節，也請你千萬不要遲疑。我隨時可走。”[17]
胡氏之說可謂真情流露。但是，頗懂官場遊戲規則的宋子文，深知若在這個節骨眼上趕走胡適，無疑會引起國內對立麵的憤慨與學術界的強烈反彈，讓對方抓住不仁不義的辮子反攻倒算，對自己的名聲地位極其不利。於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適架空並晾在一邊，讓其既不能進，亦不能退，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地在懸空夾縫中自生自滅。
轉瞬半年時光過去了，徒有大使之名而無所事事的胡適，於1942年5月17日給翁文灝、王世傑寫了一封長信，敘述了自己悲涼的處境與內心酸楚。信中說：“我在這四年多，總為諸兄說‘苦撐待變’一個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變了。但現在還沒有脫離吃苦的日子。還得咬牙苦撐，要撐過七八個月，總可以到轉綠回黃的時節了。”又說：“某公在此，似無諍臣氣度，隻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到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兩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從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複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認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的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18]
兩天後的5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饒有意味地記載道：“自從宋子文做了部長以來（去年十二月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他曾命令本館，凡館中和外部，和政府，往來電報，每日抄送一份給他。但他從不送一份電報給我看。有時蔣先生來電給我和他兩人的，他也不送給我看，就單獨答複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對人說的）。”又說：“昨日我複雪艇一長電，特別抄了送給子文看，並且親筆寫信告訴他，意在問他如何答複，他今天回我這封短信說，“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樣的意思答複了）！他竟不把他的電文給我看！”[19]此時的胡適作為國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權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擠壓到如此苟延殘喘的可憐地步，一代學術宗師的尊嚴盡失，麵子蕩然無存，胡適本人為之憤懣不平的同時，也令旁觀者欷歔歎息。
遙想當年，胡適受命擔任駐美大使時，他一再聲稱自己就職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在“國家最危急的時期”，“為國家找點戰時工作”。在給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適寫道：“我到此已五十日，沒有領到一個錢的薪俸。全館十餘人，還須我墊借錢應用。我每天總是很忙的，晚上睡覺總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隻希望於國家有一點點益處。頭發兩邊花白了，現在當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說“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20]在胡適看來，坐上駐美大使這把椅子，並不是一種榮耀和發財的機會，但在另一些官僚政客看來恰恰相反。因而，戰事尚未結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擠出圈外。麵對這一悲涼的結局，拘於禮義道德與情麵的胡適在痛定思痛之後，算是徹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小道充塞，也就不再顧及許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書生意氣，立即辭去大使職務，按照孔子“乘桴浮於海”的古訓，重歸士林，操持舊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