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心懷善意或暗懷鬼胎的媒體弄出的誤會與曲解，胡適的演講在受到部分國內“當道”者詆毀的同時，也引起日本人的驚恐與憤恨。敏感的日本高層意識到在對美外交上讓中國占了上風，隻派遣一個駐美大使無法與之匹敵，需調兵遣將，對胡適來個圍追堵截，方能打掉對方的氣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評論》更是趁機煽風點火、興風作浪，專門發表評論，宣稱日本需立即增派三個大使級人員才能抗衡胡適，這三個人分別是文學家鶴見佑輔、經濟學家石井菊次郎、雄辯專家鬆岡洋石等。在胡適的活動與中國政府各方麵的積極努力下，美國社會輿論漸漸從“不幹預”轉向同情中國，譴責日本，形勢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向來注意收集資料的胡適，在日記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內中轉述了東京英文《日本時報》的評論。這篇評論對美國國務院在幕後支持胡適於北美各地巡回演講極表憤怒，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很有可能將美國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戰爭之中。
對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餘英時評論說：“這至少說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適的演講活動已構成美、日關係的一大威脅。可以想象，胡適平時與羅斯福和國務院高層領導人物之間的交談，也必然強調與日本談判並不足恃，因為它決不講信義，這是他一貫堅持的看法……無論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後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鍾的強烈爭持是有關係的。”[10]
餘氏所說的“最後談判”，指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美日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戰略交鋒。胡適在最後一分鍾爭持的是什麼，為何世界兩個強大帝國由於胡適的爭持而導致談判破裂，直至大戰爆發？限於資料的匱乏，世人知之不詳。據美國新近解密的資料透露，當時的具體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兩國政府開始秘密談判中國與西南太平洋局勢，日方派野村與來棲大使在華盛頓執行談判任務。胡適聞訊，立即在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兩位決策者之間展開攻勢，防其在關鍵時刻做出有損於中國利益的舉動。但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還是決定與日本妥協，無情地把中國當作一條裝載了無數貪官汙吏兼飯桶的破麻袋拋了出去。此時中國與日本血戰已達四年之久，“苦撐待變”幾乎達到胡適所說的極限，若無外力介入，後果不堪預料，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而此時美國與日本的妥協，無疑將中國推向崩潰的邊緣。
9月24日，由於胡適的堅決請求，赫爾約見了胡適等中、英四國大使，極不情願地出示了臨時妥協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適看罷，極為震怒，當場向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嚴正抗議，並立即求見羅斯福總統，請其出麵阻止這一有害中國利益的方案，同時請求英國方麵共同對這一決策提出抗議。英國首相丘吉爾經過反複權衡，最終采取了胡適的建議，致電羅斯福總統，明確反對美國於曆史的緊要關頭與日本妥協這一利己害華的做法。丘吉爾極富政治遠見地指出：“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機。”[11]由於英國方麵與胡適大使的強烈反對，美國高層才於11月26日決定撤銷與日本的妥協方案，從而導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狀態，滿天風險的太平洋局勢徹底翻盤。——這就是胡適“在最後一分鍾的強烈爭持”的由來。
1941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發生的當日，胡適正在紐約慷慨激昂地演說，羅斯福打來電話，約他速到白宮相見。胡匆匆來到白宮，羅斯福開門見山地說：“胡適，那兩個家夥（南按：指日本特使野村、來棲）方才離開這裏，我把不能妥協的話堅定地告訴他們了，你可即刻電告蔣委員長。可是，從此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事的可能，可能發生在菲律賓及關島等處。”[12]
此時的羅大總統隻說對了一半，戰事是要爆發，但不是萬裏之外的菲律賓與關島，而是美國本土。胡適離開白宮剛到使館，就接到了羅斯福打來的電話。對方用激憤得有些顫抖的聲音說道：“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