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所說的“校場口血案”，發生於1946年2月10日，當時重慶各界20多個團體在校場口廣場聯合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到會者達一萬餘眾。政協代表周恩來、沈鈞儒、梁漱溟、羅隆基、邵力子等應邀參加大會。會議開始時，國民黨當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員，以重慶工務會、農務會、商務會等名義強行入場，搶占主席台。大會主持者李公樸上前阻止，被特務包圍，一頓亂拳將其打翻在地，而後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樣，幾腳踢於台下，李頭部中傷，血流不止。出席會議的演講人郭沫若、馬寅初、章乃器、施複亮等人也遭到唾罵和追打，自視甚高的郭沫若與特工人員互毆，結果當場挨了幾個響亮的耳光後被無情地踢於台下。為表示自己與眾不同和戲劇家出身，郭灰頭土臉地被人扶起時，還模仿戲劇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張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對特工人員的極度蔑視。個頭瘦小的沈鈞儒麵對特工人員的行凶鬧事，揮舞小拳頭連聲高呼：“不怕，不怕！”號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漢與其對打，以牙還牙，以暴力對付暴力。於是，兩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糾纏在一處，鮮血噴濺，哀號不止，現場一度混亂。特工加打手們以事先準備的鐵條、磚頭等將主席台人員或抽倒在地，或拍於台下，混戰中連圍觀的記者和部分看客一並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毆傷——這就是著名的重慶“校場口血案”。混戰中，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將領馮玉祥聞訊趕到會場，加以製止和痛斥，特工人員和雇用的打手們才四散而去。
此事經過媒體渲染與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勢，引起全國性關注，與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徑相同者，紛紛通電抗議國民黨特工人員的暴行，要求懲辦凶手，給被毆傷者一個說法。西南聯大在中共地下支部和擁護分子聞一多、吳晗等人的造勢與鼓動下，2月17日，昆明學聯、昆明文協等十團體在聯大新校舍草坪舉行萬人大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勝利閉幕，抗議國民政府當局製造“校場口血案”。此時，原在聯大師生聲討中卷起鋪蓋離開雲南，灰溜溜跑回重慶的李宗黃又趾高氣揚地出任新職，眾人懷著對李的憤怒和對蔣介石的不滿來到了會場進行討伐。這也是夏濟安日記中所表露的此次會議參加人數較多的一個深層原因或者說巧合。
針對聯大師生對“校場口血案”和“東北問題”遊行所表現的不同陣勢和不同心理，夏濟安在日記中總結性地說：“參加反政府的遊行，雖然有手榴彈的危險，卻容易博‘勇士’、‘烈士’之名，故參加之人多。參加受政府讚助的遊行，雖然（或因為）有憲警的保護，卻易蒙動機不純之嫌疑，潔身自好者不去。真正有勇氣的人，隻問自己良心無愧，工作的本身有沒有意義，既不怕手榴彈，亦不怕清議——然而清議比手榴彈更可怕。我就是個怕清議的人。謠傳發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維藩等曾領到三百萬賞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問；若無此事，則左派分子造謠手段之惡劣，實在可怕。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謠中傷的真心愛國人。”[35]
夏濟安其心可感，但畢竟是一典型的文人書生，每在紙上說得頭頭是道，一到實際就因怕“清議”而變得縮手縮腳，不敢動彈了。因了這政治的緣故也牽涉到生活中的是非觀念，夏濟安如癡似狂地暗戀的那個湖南籍女生，若同是湖南籍且德望甚高的向達出麵做媒，或許有成功的希望，但事情沒有按這個軌道行進。2月26日，夏濟安日記載：“我預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來因為東北問題，我同他意見很不合，我不高興多麻煩他。”[36]此後，不但夏濟安費盡心機所追求的女生成為黃粱美夢一場空，夏氏與向達也成了陌路之人（南按：經此變故，夏終身未娶，赴台後英年早逝）。而在心理上，夏氏與聞一多、吳晗等人形成的距離，則不是用一個“陌路”可以表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