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莘夫，原名張春恩1898年出生於吉林省九台縣六台村，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國文係，與當時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登記員毛澤東等均有交往，參加了著名的五四運動，後留學美國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曆任唐山工程學院教授、天水煤礦礦長兼總工程師等職。抗戰期間，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派，任國家汞、錫、鎢金屬管理處處長等職。日寇投降後，張莘夫被國民政府委任為接收要員，派往東北，任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1946年1月16日，張莘夫奉命帶領七名“滿炭”工程師赴中共占領的撫順交涉接收撫順煤礦事宜，在回沈陽途中，一行八人於撫順以西的李二石寨車站，被搶劫搬運東北工業設施的蘇聯紅軍劫往南山槍殺，隨行七人同時遇難。[27]當時，蘇聯紅軍正準備從東北撤退，為了撈足本錢並使之翻倍增長，蘇軍開始大量拆運占領區的工礦、交通甚至房產設備，以此作為戰利品運往國內，對可移動財產更是瘋狂侵吞掠奪。據唐縱日記載：“據報沈陽有工廠四千五百七十家，現僅有二十家開工，餘多已被掠。”[28]另據統計，二戰末期，蘇聯在東北地區共掠奪戰利品損失為1946年幣值的53.4億日元，折合當時美元13.6億元。尚不含沒有折價的白金32401.55克、白銀1866549.69克和鑽石741.0662克。1946年國民政府發表的抗戰期間財產損失133億美元，而僅蘇軍從東北掠走的財產即價值13億美元。也就是說，1945至1946年，蘇聯從東北掠奪的物資，相當於中國抗戰八年所有財產損失的十分之一。至於蘇軍在東北地區肆意蹂躪中國同胞，強奸婦女，更是不在話下。麵對蘇軍的種種惡行，國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後快，隻是鑒於當時國際國內的敏感形勢，以及蔣介石此前堅持的“忍氣吞聲，負重致遠”（日記）的精神，一直忍而未發。
當《雅爾塔協定》內容突然披露後，無論是國民黨要員還是普通民眾，壓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樣噴射而出，重慶、南京、上海、漢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島等中國各大城市，迅即爆發了反蘇示威大遊行，各界知識分子與高校師生更是以悲壯的心境成為反蘇遊行的中堅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國主義”“俄國佬滾出東三省”等口號。國民黨上層甚至蔣介石本人也於悲憤中不再堅持“忍氣吞聲，負重致遠”的處事法則，旗幟鮮明地支持了這次全國範圍內的示威遊行，其涉及麵之廣、規模之大，為抗戰以來所罕見。據唐縱日記2月22日載：
重慶各校學生貳萬餘人為蘇軍不退出東北、中共為蘇聯幫腔而遊行示威！遊行群眾搗毀《新華日報》、《民主報》，以該二報為蘇聯張目也！遊行口號：（一）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二）蘇聯應切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三）徹查張莘夫慘案；（四）中共應即徹底實行停戰協定中對於東北之協議；（五）中共應即愛護祖國；（六）所謂民主聯軍不容存在；（七）新疆是中華民國的新疆；（八）反對分化內蒙[古]；（九）打倒新帝國主義等三十三個口號。大會宣言，要求蘇軍即撤出東北，抗議雅爾塔秘密協定，請當局不作額外讓步，並有質中共書提出五個問題。[29]
2月24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王雲五、樓光來、宗白華、範存忠、儲安平、吳世昌、林超、蘇繼廎、錢清廉、吳任之、吳思裕、陳銘德、羅承烈、趙超權、錢歌川、任美鍔、張貴友等20人聯名的《我們對於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抗議》書，文中措辭激烈地指出：“這一秘密協定，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今後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的惡例；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後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覆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紀錄。”又說：“雅爾達會議的召開（南按：雅爾塔，時譯為雅爾達），正在中國中原湘桂各次戰役失利之後，原子彈尚未成功以前，羅斯福在兩麵作戰的形勢下，急於要求蘇聯對日宣戰，其處境心情，我們容能了解；但不顧道義，違背本心，同意蘇聯的要求，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其事絕不可恕。羅斯福及其領導的美國，在中國人心靈上原占有極其友好的地位，但這種地位已因雅爾達秘密協定大受打擊。我們絕不能因為羅斯福在這次整個戰爭中所作的貢獻，以及其他過去對於中國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這次的過失和責任。”而“自‘九一八’以來，英國對於中國的抵抗日本，從來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於一度封鎖中國的惟一國際交通，以求對日妥協。這種態度，久已有失公道。丘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以前，曾特意誇大美國對華的援助，他蔑視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貢獻及其他應占有的地位，在雅爾達會議上，他顯然背負了為英國盟邦的中國，這完全是一種不榮譽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