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吳晗作為一個“難民”躑躅昆明的十字街頭，“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關鍵時刻，中共派出的地下代表化裝打扮悄悄地進村了，這便是吳晗後來所說的“政治來過問我了”[39]。
1943年，中共高層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派南方局負責人華崗、周新民等人到昆明做龍雲的統戰工作。華崗化名林光侯，由雲南籍的民盟負責人楚圖南出麵向雲南大學推薦，擔任雲大社會學教授。[40]
周新民的公開身份是民盟成員，在昆明市民盟負責組織方麵的事務。此前，民盟雲南方麵的負責人羅隆基到重慶，向中共提出兩黨派之間相互聯係的願望，中共重慶辦事處乃讓羅回昆與華崗接頭具體協商。於是，羅隆基與華崗商量後，除了做龍雲的統戰工作，又把觸角伸到了西南聯大、雲大等高校，開始有意識地與高級知識分子接觸。華崗一到昆明，就籌劃成立了一個“西南文化研究會”的組織，開始招募與傳統派有別的另類知識分子參加，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潘光旦、曾昭掄、聞一多、吳晗等都參加了這一組織並以研究文化為引子開始秘密活動。但活動僅限內部整合與統一目標性質，或曰預熱性質，離真正擺開場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陣大“鬥”、特“鬥”、豁出性命地“鬥”，還有一段距離。
當時與周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還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黨員、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鄉，早年和袁溥之同學。因了這層關係，華崗便派李對準吳晗的軟肋發力，爭取裏應外合將其一舉拿下。於是，李文宜與周新民在悄悄地進村之後，很快成了吳晗家的座上客。吳的好友羅爾綱回憶說：“1939年春，社會研究所遷到昆明，設了個工作站在城外十多裏的落索坡村，我在那裏工作。不久，吳晗因昆明頻遭轟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來住。那時吳晗變了另一個人，以前是生龍活虎，此時卻消沉抑鬱。他除了進城上課外，整天在村邊橋頭釣魚，有時放下釣竿，在大路上低頭躑躅。我看他心頭懷有極大的苦悶，對他生命一個大轉變的時期就要來臨。果然，沒有多久，他就成為一個民主戰士向反動統治戰鬥了。”[41]
羅爾綱說吳晗釣魚是真實的，但說不久就成為一名“戰士”並開始投入戰鬥，則是他的猜測，或者故意粉飾，而這個猜測或粉飾與真實情況不符。對於吳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許他的學生輩人物更有發言權和說服力。曾先後就讀於西南聯大土木、曆史、中文、外文等四個係的何兆武，在後來口述的《上學記》一書中提及了吳晗，並明確表示不喜歡吳晗的講課，原因是吳不是對曆史做綜合的觀察，而是分成許多條條框框，如中國的官製、中國的經濟等，把曆史分割成許多專史，缺乏綜合的整體觀點。在生活中，吳晗有幾件事給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說：“我的姐姐是38級經濟係的，畢業以後不能住在學校，得找個房子住，吳晗那時候是二房東，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後分租給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間小房。‘二房東’在舊社會是一個很不好聽的名詞，被認為是從中剝削，吃差價。吳晗經常趕人搬家，說是有親戚要來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親戚要來，不過在舊時代，二房東要漲房租的時候總是這樣趕你走。吳晗轟過我們幾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2]
何兆武說的這件事應是吳晗自敘永分校歸來之後，不過據吳氏說他那時“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場旁邊的一座破樓裏。說破樓，其實還是冠冕話，四麵都是紙窗，上麵瓦縫可見天，在樓下吃飯時，灰塵經常從樓上掉到飯碗裏。下課自己買菜、煮飯，還得到門外古井裏打水。記得開頭幾次不會打，水桶放下去無論如何舀不進水，實在急了，死勁拉水繩把水桶向下衝。結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來的是一個無底桶，弄得哭笑不得”。[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