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雙碧這段話，盡管讓人讀來有一種生硬和異味的感覺，但往深裏一想，可能還真是如此。不知《水滸傳》中那個賣燒餅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誨如何，但一個自稱在老婆麵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對方的影響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後的路數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調。後世有研究者如鍾亦非認為，假如沒有袁震，很難說吳晗會走到“鬥士”這條路上去，也很難說後來竟“鬥”出了一個北京市副市長的名堂。依他與胡適的關係，極有可能在大地“陸沉”之時，作為被“搶救”學者之一，追隨胡去了台灣或美國。若真如此，吳晗後來就不會有副市長的高官可當，當然也就不會成為“文革”開刀祭旗的犧牲品了。不過，像這樣“大膽的假設”，縱如考據大師胡適麵對這個繁難的題目，也很難考出個是與非。曆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吳晗在經濟壓迫與愛妻袁震的政治影響下，逐漸向“鬥士”的道路上走去。
吳晗偕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視，才能窺其一個小小鼻尖的愛妻袁震來到昆明後，袁震之妹赴延安中共大本營受訓，姐妹間的通信大多由住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董必武轉遞，吳晗仍繼續接受著兩姐妹的諄諄教誨。1940年，西南聯大為避免敵機轟炸，在四川敘永成立了分校，吳晗受命赴分校執教中國通史。當時吳頗不情願棄昆明遠赴四川小城敘永，無奈此時他剛從雲大轉入聯大任副教授不久，尚無資格與資深教授特別是劉文典一類人中豪傑相抗衡，隻好硬著頭皮偕病妻袁震前往。因袁震的身體狀況不能乘汽車翻越山高路險的烏蒙山區，隻能乘坐飛機，而來回的機票卻不能在聯大報銷，隻能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折騰，便弄了個傾家蕩產，生活陷入困頓。到了敘永之後，情況更加不妙，吳晗在《自傳》中說：“薪資收入偽法幣數字逐漸增加，幣值卻逐天減少，生活越發過不去了。袁震又經常生病，躺著不能起床，住在鄉下，上課來回走四十裏。有一次袁震必須入醫院治療，可是（家中）什麼也沒有賣的，湊不出錢，感慨得很。”[35]因為這種感慨，他開始心情煩躁，飯食難進，對國民黨政權由不滿發展到痛恨。學生們明顯地看到，他講課時很容易激動，抓住某一題目就指桑罵槐，將一腔怨恨發泄到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身上，並“開始參加一些政治性的社會活動，走出書屋，進入社會了”。[36]
隨著敘永分校撤銷，1941年9月，吳晗偕妻回到了昆明聯大本部。在回昆明時，吳氏夫婦專門繞道重慶，看望了董必武。吳過去雖未見過董氏，但早已通過袁震與董有過多次書信往來，並建立了感情。見麵後，吳向董透露了昆明和西南聯大本部以及敘永分校師生的思想動向和政治傾向，董向吳氏夫婦講了一些抗戰形勢與延安的秘聞。董、吳這次會見，為吳晗在思想和心理上成為一名“鬥士”注入了催化劑，而這個催化劑一旦遇到相生的另一種原料，就會像核裂變一樣發生快速反應，並將巨大的能量釋放於指定的地點和場所。
當然，吳晗肚中的核反應堆真正發生裂變還要等上一段時間，正如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說：“所有那些最重要的曆史性時刻，都需要有醞釀的時間，每一樁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因從敘永繞重慶再到昆明，回到聯大校本部的吳晗一家算是徹底墜入了赤貧階層，此段生活令吳氏一直耿耿於懷，自己“一麵教書，一麵寫書，一麵還幹家務，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鬧柴米、油鹽、掃地、炒菜、洗碗的時候，還得和學生和朋友談話，討論問題”[37]。同聞一多一樣，為了湊錢給袁震治病，吳晗忍痛把僅存的幾本線裝書全部賣給了聯大圖書館，身上常年穿的是長衫一襲，破皮鞋一雙，吸著從昆明地攤上買來的手工土製香煙，此種尷尬情狀，吳晗不止一次地說過：“身份早已沒有了，穿得破破爛爛，除了自己的學生，誰都以為你是個難民。”[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