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吳晗的回憶，梁實秋讀到後表示相信這是真的，沒有一點誇張。隻是吳晗說聞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圖章，靠這行手藝吃飯，時間大約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29]，此記憶有誤，實乃1944年5月間事當時為聞一多能順利掛牌開張，梅貽琦、蔣夢麟、熊慶來、馮友蘭楊振聲、薑寅清、朱自清、羅常培、唐蘭、潘光旦、陳雪屏、沈從文等共12位聯大與雲大名流出麵推介，清華中文係教授浦江清還擬稿作一短啟，也就是招攬顧客的廣告語：
秦璽漢印，雕金刻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浠水聞一多先生，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
短啟寫就，聞一多親自攜至昆明城北門街聯大教員宿舍附近，於一間上書“三友金石書畫社”匾牌的屋子貼了上去。廣告一側，有一大張白紙，上有各式字體的圖章樣子和印就的潤例，外加一玻璃框裝飾。屋內更多擺掛的是著名書法家、雲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樸夫人張曼筠和嶽父張筱樓的書畫，由北門書屋老板李公樸負責照理。梁實秋在重慶時曾看到聞一多的潤例，後來他在《談聞一多》一文中說：“事實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時始，一九二七年的時候便已為光旦、劉英士和我開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藝。不過到了昆明正式掛牌，技藝大進罷了。聽說盟軍人士出於好奇，也往往訂刻圖章，比較可得美價，故亦來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彎了，手指破了，內心悶積一股怨氣，再加上各種各樣的環境的因素，以至於成了‘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怪誰？”[30]
梁實秋對聞一多這位清華老同學與曾經的同事，由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而成“鬥士”，以及鬥出了什麼名堂，可能真的知之寥寥，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隻是對“千古文章未盡才”的學者聞一多以身殞命，抱有極大的遺憾與惋惜。聞氏中途突然撂下書本，一腳踏上“鬥士”的不歸路，直至命赴黃泉，這個急轉直下，爆發力異常得頗像核裂變式的過程，自然很難說要“怪誰”。按照冤有頭、債有主的古訓，若非要尋出個端緒，除了梁實秋所說的經濟等大環境的因素，當然還與聞氏在人生道路上結交的幾位朋友有關，比如吳晗、羅隆基，還有中共地下工作者華崗等。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聞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
吳晗剛到雲大做教授的時候，戰爭火焰尚未蔓延到這個西南邊疆古城，政治也暫時未來敲門。這段時間，年輕的吳晗意氣風發，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還算愉快。兩年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如吳晗在一份《自傳》中所說：“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我還是和在清華時一樣，埋頭做學問，不過問政治。一九四〇年以後，政治來過問我了。”又說：“我的老家母親弟妹侄兒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學，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學。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資一天天減少了，法幣日益貶值，生活日漸困難。加上日機常轟炸，成天逃警報。前方盡是‘轉進’，越打越‘轉進’到腹地來了，四大家族發財成為風氣，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貨無限製地膨脹。昆明這個小城市充斥了美貨，蔣介石特務統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點也沒有。對外屈辱，對內屠殺。對蔣介石政權的不滿日益加強，在文章裏，在講壇上，寫的說的都是這些。因為沒有政治鬥爭經驗，但比較敏銳，和青年合得來，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轉變。”[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