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其後的就是《明星影片公司張石川等啟事》，曰：
胡女士辟謠之言盡屬實情實事。同人此次赴平攝取《啼笑姻緣》《舊時京華》《自由花》等外景部分，為時幾近兩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獨胡女士未嚐違反公司罰則而外出，更未嚐得見張副司令之一麵。今番赴平之男女職演員同住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十四號後大院內，每值攝片同出同歸，演員中更未嚐有一人獨自出遊者。初到及歸前數日或出購買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與偕，故各人行動無不盡知。同人非全無心肝者，豈能容女演員做此不名譽之行動？尚祈各界勿信謠傳，同人願以人格為之保證焉！歸自北平之張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體職員及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員同啟。
這樣的白紙黑字堂堂正正地印在報上，還不足以說明當時的胡蝶既為自己又為張學良辯誣洗冤嗎？當“辟謠啟事”刊出後，社會上有許多人對胡蝶蒙受“不白之冤”表示同情與義憤，曾力主胡蝶訴諸法律，與馬君武對簿公堂。胡終能以民族大義為念，洞察敵寇之奸惡，企圖“侮辱我中華官吏與國民”，“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之伎倆，“而毋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也就是說，國難當頭，胡蝶以民族大義為念，沒有采取自家內亂，節外生枝，火上澆油，令仇者快、親者痛的行動。盡管這些明智的抉擇不見得全是胡蝶一人所能想得出，並有明星公司諸同事的功勞，但這一切，至少是胡蝶同意和接受並受國人稱道的。就她的姿態而言，哪裏如李敖所言有半點得意狀，且有“我跟少帥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等卑鄙齷齪的想法？哪裏來的“把張學良害慘了”之惡意？如果說在“九一八”事變中本應承擔責任的張學良因馬詩而感到冤枉，那麼最大的受害者乃是無故與其綁在一起的胡蝶。或曰張學良這個“不抵抗將軍”害慘了胡蝶，使其遭受不明真相者“紅顏禍水”的指責與詛罵。故謂李敖所言，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1986年，為了回報觀眾多年來對自己事業的熱情關懷，胡蝶請她的英語老師劉慧琴幫忙，撰寫了《胡蝶回憶錄》。同年台灣金馬獎評獎委員會鑒於她一生對中國電影事業的傑出貢獻，授予她金馬獎，隱遁幾十年的胡蝶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在回憶錄中，胡蝶提到了往日馬詩引起的，令她一生都為之耿耿於懷的跳舞公案。文中說：“馬君武這兩首詩是根據傳聞而寫。據後來了解，是日本通訊社從中造謠中傷張學良，以引起國人對他的憤慨，轉移目標。馬君武激於義憤，一時也未能考證事情的可靠與否，隻是將我也牽連進去了。”又說：“我是在事變之後方始到達北平的。”抵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沈陽失守了”。這段記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變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而據北平報界報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車站時，受到熱情觀眾包圍，盛況空前雲雲。那麼她與張學良在事變之夜相擁跳舞，當然是子虛烏有之事。
最後，胡蝶頗為感慨地說：“現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實是很短暫的。對於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盡管這段話字裏行間耐人尋味（意在表述外間盛傳的她在重慶與戴笠的一段私情），但明晰的一點卻是在民族大義上的“不含糊”，這一點，胡蝶自信是做到了的。所以，她頗為自慰說：對於有些謠言，“我並不大在乎，如果我對每個傳言都那麼認真，我也就無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張學良跳舞的事情，鬧了近半個世紀。現在不都澄清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