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最有發言權的張學良就此事再三清楚地加以表明，但仍有一部分頑劣不化者不願意相信這一事實，仍一口咬定是蔣介石所為。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要想咬定蔣介石，就必須否定張學良之說，如何否定？於是有好事者，如在鳳凰衛視演講的李敖等人，就編造出一個心理學上的神話——斯德哥爾摩征候群。李敖公開放言道，張學良晚年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得了一種叫作“斯德哥爾摩征候群”的病。李解釋說：“什麼叫作斯德哥爾摩征候群？就是當年在斯德哥爾摩地方一個銀行，一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然後裹挾了一個銀行女職員，帶著她作為人質，然後跑掉了，就使你警察開槍不好開，抓我也不方便。結果這個女孩子在被迫跟這個強盜浪跡天涯海角這樣跑的時候，居然愛上了這個強盜，然後就跟著這強盜等於幹同樣的事情了，就是認同了這個強盜。這個在心理學上叫作斯德哥爾摩征候群。就是當你被一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你會不小心地，或者不自覺地對壓迫你的勢力認同，你對這個力量認同。”（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第278集《“不抵抗將軍”真相》，2005年3月30日）
關於張學良是否得了這種“征候群”，此事過於複雜，很難用一兩句話解釋清楚。僅從他以上幾段話來看，頭腦似乎正常，看不出有什麼所謂壓力下的認同。李敖卻“咬定青山不放鬆”，大瞪著眼睛堅持“九一八”東北淪陷完全是蔣介石的責任，證據是事變的第二天，張學良給蔣介石發的那封電報，電文除簡單報告事變經過外，還說“我們奉行不抵抗主義”雲雲。因而李敖就說：“從這句話裏我們才看出來，原來是中央的決策，我遵照你中央的決策不抵抗主義，所以我不能夠跟日本人打，所以我丟掉了東北。所以叫張學良來背這個黑鍋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可是蔣介石就這樣幹啊，張學良就背了黑鍋。”
為了進一步坐實是蔣介石下的不抵抗命令，李敖還舉出蔣於8月16日明令訓誡張學良的所謂“銑電”，電文曰：“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不顧。”（洪鈁在《“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一文中有回憶）按李敖之思維邏輯，“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抵抗，執行的就是這份“銑電”命令。
且不說這份所謂“銑電”是“九一八”事變前一個多月發出，即使在事變前一兩天發出，蔣介石所說的也隻是日本人“尋釁”，我方不抵抗。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尋釁”乃“故意找事挑釁”之意，如尋釁逞凶等。而“九一八”事變的當晚，日軍炮火之猛烈，進攻、占領意圖之明顯，顯然非“尋釁”二字之意可涵蓋，而是“大規模地進攻”了，二者是有天地之別的。因而還是張學良後來說的有道理，作為封疆大吏，這一晚上他有權下達一切命令，隻是他把敵人的占領意圖誤認為是一般的尋釁滋事，由於判斷失誤，故采取了“不抵抗主義”，眼睜睜地看著沈陽被占領的戰爭悲劇發生。到了事變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召集黨國大員如何商討，采取如何策略對敵，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單就“九一八”事變之始這一階段論，責在學良，而社會輿論稱張學良是“不抵抗將軍”是恰當的，也是合乎曆史事實的。換句話說，把不抵抗的帽子像李敖一樣無端地扣到當夜對事變一無所知的黨國最高領袖蔣介石的頭上，是違背曆史真實和極不公道的。有了張學良的解釋與聲明，所謂的“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主義”之責任，從此可以明晰矣！若無新的過硬證據，張學良所說可視為終極結論。反過來也可以說，得了“斯德哥爾摩征候群”病症者，不是張學良，而是被蔣介石下令披枷貫鎖拿入大牢，在暗無天日的鐵窗內苟延殘喘了幾年的小李子——李敖。正是他坐牢坐得太久的緣故，心理上才產生了這種障礙性疾病，什麼壞事都幻想著是蔣氏父子幹的。
最後附帶說一下當年“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蝶蝶最當行”之詩中的朱五與胡蝶兩位名女人。
1991年，張學良對哥倫比亞大學口述部工作人員口述其曆史的時候，曾提到了“九一八”事變與馬君武的詩，他說：“我最恨馬君武的那句詩了，就是‘趙四風流朱五狂’，這個朱五是誰呢？朱五就是朱啟鈐的五小姐，她是我秘書朱光沐的太太。他倆結婚的時候，是我給他們主婚。她小的時候，我就認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僅僅是一般的朋友關係。她的四姐還嫁給了我的一位副官。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有跟她開過一句玩笑。”張學良的辯解，意在為他和朱湄筠之間沒有馬君武在詩中所指的那種曖昧關係做公開澄清。張學良又說：“朱五跟我現在的太太（南按：指趙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都是天津女子中學的學生。朱五調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會上，馬君武也坐在那裏，朱五就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張的這段話，想來不是像李敖所言是由於患了“斯德哥爾摩征候群”之病症的胡言亂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