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材料說事變發生當晚張學良在北平看戲。2005年，香港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欄目再次提到了這一問題，李氏一度引用當年任張學良副官的何世禮之說法，謂那天張陪著何世禮的老爸何東爵士看戲，看到一半，突然來了電報，張少帥看罷與何東告別，匆匆而去，再沒有回到包廂裏。當時何東覺得張學良失禮，還有些不高興，第二天在報上看到日本侵略軍發動事變的消息，才明白張不辭而別的緣由，等等。這一說法與另一位留法名人盛成的回憶錄《舊世新書》所言大體相同，隻是盛氏的回憶更為詳細，說張當晚所在處所是華樂戲院，當時盛正陪同國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張繼在院內看戲，其座恰與張學良包廂相鄰。戲的主角是當時南京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褚到新疆出差剛到平不久，他唱戲其實是票友性質，與真正的名角登台演出不同。這晚褚唱的是《空城計》，演諸葛亮者乃褚之秘書。盛氏“正看戲時，東北來了急電。因為張學良下令任何人不準進他的包廂，結果送電報的找到了我們這兒。張繼讓我問一問情形，來人告訴我是東北來的緊急電報。我慢慢敲了敲張的門，門沒有開。戲散後，我對張學良說：‘漢卿，有一個緊急電報給你。’張一看很著急，拿著電報就走了”。（《舊世新書》，盛成著，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
另有一說，謂“九一八”事變當晚，原住在協和醫院治病的張學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將領，偕夫人於鳳至及趙四小姐去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演唱的《宇宙鋒》。觀劇中途，張聞侍衛副官長譚海來報事變，即起身返回醫院。張學良接通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電話，了解詳情，並著左右終宵與南京當局電話聯係，請示如何應變。當時財政部冀察晉綏特派員荊有容目睹，張還曾親自與南京通話。張學良迅即召來顧問特納，令其立即通知歐美各國駐平新聞記者，夤夜舉行記者招待會。同時，張學良召集戢翼翹、於學忠、萬福麟、鮑文樾等重要將領舉行緊急會議，磋商對策，直至次日淩晨。是夜，張學良幾乎沒有休息。待記者招待會畢，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許時間。（湯紀濤、湯紀森《張學良二三事》，載《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9冊，總113—115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稍後，南京軍事委員會複電稱：“日軍此舉，不過是尋常挑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不準抵抗”等。（張高峰《少帥與趙四小姐》）以上事例說明，事變發生時張學良正在北平某戲院看戲應是事實——盡管細節各有不同。
然而，蔣介石卻遠沒有張學良如此悠閑自在，9月18日這天，蔣偕周佛海等乘“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赴江西“督剿”紅軍。（《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秦孝儀主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1978年出版）有人說這一晚蔣在南昌行營，有人猜測很可能正在軍艦上過夜，但無論作如何說，蔣介石這一夜不在南京當是不爭的事實。結合顧維鈞與張學良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等人的回憶來看，張學良是19日才致電南京報告沈陽事變情況的。也就是說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陽事變的消息，不是事變當晚的18日，而是第二天的19日，這一事實亦可從國民黨中央臨時會議的記錄和邵元衝日記等得到證明。19日晚，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電請蔣主席回京”。（《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1981年出版）既然蔣當晚不在南京，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張學良，不可能一晚上與南京的軍事幕僚們來往十幾封電報，因為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且十幾封電報傳來傳去需要大量時間，根本不可能在幾小時內完成。因而郭維城的回憶漏洞頗多，難以憑信，更不知所謂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準抵抗的電文保存在哪裏？幾十年來大陸沒有發現，而台灣已經解密的“總統檔案室”密檔存放處亦無痕跡。隻是郭維城等人之謬說，日後又以訛傳訛，滋生了張學良夫人於鳳至藏匿蔣介石電報於倫敦之說，遂成又一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