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此詩諷刺北齊後主高緯因寵幸馮淑妃而導致亡國之禍，以借古鑒今。馬君武抓住“九一八”事變與張學良醉生夢死的生活以成其詩，極其明白地向世人道出這樣一個事實，即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正在北平情意綿綿地糾纏於三個妖媚女人之間跳舞行樂，哪管他三省淪陷，神州陸沉，以及父老鄉親焚骨埋屍之慘狀。詩中指名道姓，言之鑿鑿，一經刊發，頓成洛陽紙貴，國人聞之無不同仇敵愾。因了這首詩的廣為流傳，也更坐實了張學良“不抵抗將軍”之惡名。為此，馬君武頗為得意，直到6年後抗戰爆發之初，馬氏還在漢口自詡此詩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詩人、祭酒吳梅村痛斥漢奸吳三桂的那首著名的《圓圓曲》相媲美，且大有勝吳氏一籌，永垂史冊之慨。後來的曆史確也部分地證明了馬君武本人的預見，事隔70餘年，能諳熟並順利背誦此詩者大有人在。
奇怪的是，自1949年之後，當時“國人皆曰殺”的張學良搖身一變，竟在大陸成了一身浩然正氣、令人頂禮膜拜的箭垛式英雄人物，他的“不抵抗將軍”之惡名，被莫名其妙地轉嫁到了“人民公敵”蔣介石的頭上。倏忽間，地覆天翻，日月倒轉，整個大陸流行的說法是，當年張學良奉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才導致了東北淪陷、大地陸沉的悲劇。此種觀點與說法像細菌一樣在極短的時間內，於各種教科書、政治類讀物與普通的紀實類書籍中繁殖滋生，很快傳往社會並深入普通民眾之膏肓。受其傳染，連一些與此事件相關的人物在回憶錄或署名文章中也持此說，並列舉了一連串雲山霧罩的所謂“事實”和“鐵證”，為“不抵抗將軍”張學良“洗冤辯誣”。流風所及，遍布海內外，大有三洲人士共驚聞之勢。
在諸多的論著中，或曰國民黨政府最高當局在事變前“嚴令張學良所部東北軍不作任何抵抗”，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又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2卷，李新、袁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編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或曰在日軍進攻麵前，蔣介石竟嚴令東北軍抱“絕對不抵抗主義”，使幾十萬東北軍一槍不放退入關內。（《中國革命史常識》，總政宣傳部編，戰士出版社1983年出版）或曰“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向張學良下“不抵抗”命令，張學良“忍痛執行”蔣的“不抵抗主義”方針。（高存信《張學良、蔣介石在“攘外”與“安內”問題上的分歧》，載《抗日戰爭研究》，1982年第1期）或曰“張學良隻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九一八事變史》，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或曰，日本人占領了張學良奉天的軍事大本營，張學良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對日本人的進攻，他一退再退，把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人，在全國民眾的一片唾罵聲中，他又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將軍”的臭名落在他的頭上。（《張學良生涯論集——海內外專家論文精選》，漠笛編，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出版）或曰，當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電張學良：“切請采取不抵抗主義，勿使事態擴大，影響外交解決。”（惠德安《張學良將軍逸事》）還有的論著引用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發表在1946年8月24日《東北日報》上的回憶文章《郭維城將軍揭露十四年前反動派出賣東北罪行》，證明“九一八”事變導致東北淪陷與張學良無涉，全是蔣介石一人的罪過。文中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南京方麵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九一八事變史》）更為廣泛的傳說是，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軍事法庭上辯護說：過去國人都責怪我出賣東北，現在我要讀一封蔣委員長給我的電報，說著從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個小錢包，從中拿出電報宣讀，大意是“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要抵抗雲雲。類似說法可謂洋洋大觀，不一而足。
那麼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夜，張學良在哪裏？蔣介石又在哪裏呢？蔣介石下達過“不抵抗命令”嗎，他是向誰下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