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北京晚報》發布《京報館被封》的消息後，北京各界，特別是新聞界人士立即組織營救。張學良出麵接見13名各界代表時，竟毫不隱諱地說：“逮捕飄萍一事，老帥和子玉（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因奉張方麵態度決絕，各方奔走均告無效。
4月26日淩晨1時許，邵飄萍被“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後判處死刑。其“罪行”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照炯戒，此令。”4時30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臨刑前，邵氏向監刑官拱手說：“諸位免送！”居然幽了對方一默。未久，槍聲響過，邵氏倒地立斃，時年40歲。
後來民國資深老記者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中稱：“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新聞界雖備受反動軍閥的殘酷壓迫，但新聞記者公開被處死刑，這還是第一次。”
邵飄萍死後100天，即當年8月6日，北京《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被奉係軍閥張宗昌逮捕，槍殺於北京天橋，時年52歲。
[12]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大體經過是：1931年9月18日夜，盤踞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路軌，誣稱此舉乃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中國駐軍，自此揭開了“九一八”事變的序幕。此後，日軍在一周之內占領遼寧、吉林的大部分地區，兵鋒所向，直指黑龍江遼闊領域。在整個事變過程中，屯紮在該地區的19萬東北軍精銳根據指揮者的命令，一槍未放退入山海關以內。至1932年1月2日，日軍用百日時間占領東北三省全境，此為事變之尾聲。這個尾聲隻是一個階段或過程的界標，它引發的重大惡果不但未得結束，反而才剛剛開始。用傅斯年的話說，“九一八”事變，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也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自然一個是世界大戰，一個是俄國革命”。而“沈陽事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邏輯的開始”。（《“九一八”一年了！》《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載《傅斯年全集》，第四卷）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節製東北的封疆大吏是號稱“少帥”的小六子張學良，他身兼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北平行營主任、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國民黨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此時張不但有掌控生殺大權的“東北王”之譽，而且所有東北、華北各省（遼、吉、黑、熱、冀、察、晉、綏）的軍事，均受張學良節製，設在北平的“陸海空軍副司令部為最高機關之一”，這是張學良一生權勢的頂峰。不過，這位“少帥”當時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卻是一位風流倜儻外加吸大麻玩女人、生活淫蕩糜爛的紈絝子弟，此人倘生在一般人家，依然子承父業，早已加入了黑幫暗道，或越過夾皮溝爬上威虎山與座山雕輩在林海雪原中占山為王了。所幸憑借胡子出身的老子張作霖留下的宏大基業，陰差陽錯地使其登上了全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而顯赫一時。此次日軍進攻，東北幾十萬大軍一槍未放就丟了東北三省一百三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大好河山，導致三千萬東北同胞在日軍的鐵蹄下過起了亡國奴生活，作為封疆大吏與最為直接的軍事最高指揮者自然難逃幹係。一時間，張學良成為眾矢之的，國人皆恨之，斥罵曰“不抵抗將軍”。凡具有道德和正義感的國際社會輿論也無不對張氏的所作所為大加鞭撻，德國報界甚至曾提議幹脆將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張學良這位“不抵抗將軍”，因張將學良這一做法“有裨於東亞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淺”雲雲。（上海《民國日報》，1931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