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初夏的黃昏……七點鍾，電燈已經亮了，聞先生高梳著他那濃厚的黑發，架著銀邊的眼鏡，穿著黑色的長衫，抱著他那數年來鑽研所得的大疊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樣地昂然走進教室裏來。當學生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複坐下之後，他也坐下了；但並不即刻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他的紙煙盒，打開來，對著學生們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作藹然的一笑，問道：“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並沒有誰接受這gentleman風味的禮讓。於是聞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陣煙霧在電燈下更澆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麵容。於是，像念“坐場詩”一樣，他搭著極其迂緩的腔調，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樣地，他便開講起來。
顯然，他像中國的許多舊名士一樣，在夜間比在上午講得精彩，這也就是他為什麼不憚煩向注冊處交涉把上午的課移到黃昏以後的理由。有時，講到興致盎然時，他會把時間延長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時候，這才在“涼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27]
對於聞一多的精神狀態與拿捏的名士派頭，梁實秋曾感歎道：“黃昏上課，上課吸煙，這是一多的名士習氣。我隻是不知道他這時候是不是還吸的是紅錫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門了。”[28]此時的聞一多已完全擺脫了青島大學的陰影與不快，真真實實地過起了無憂無慮、舒適寧靜的大牌教授的名士生活了。
在“熟讀離騷”與做“真名士”的同時，受當時學術空氣與清華同事的影響，聞一多對烏龜殼上的文字漸漸發生了興趣，並開始涉獵這方麵的研究，寫出了幾篇契文疏證的文章。此時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在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人指揮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隨著地下甲骨文成批成坑大規模出現，中外學界為之震動，殷墟成為學界人士最為矚目的焦點和探討的熱門話題。在這股學術風潮湧動鼓蕩中，聞一多禁不住誘惑，於1937年春偕陳夢家來到安陽，親赴殷墟發掘現場探訪考察。此時正是抗戰前殷墟遺址的最後一次發掘，聞一多與陳夢家師徒二人麵對出土的大批器物，如入寶庫金山，在發掘工地流連忘返，不忍離去。殘垣依依，洹水泱泱，此時的聞一多沒有意識到，這是他首次踏入安陽殷墟中國考古學的聖地，也是最後一次與四千年前的王城訣別。此次離去，再也沒有機會與這座曆史煙塵籠罩下的故國都城相會了。
盧溝橋一聲炮響，華北變色，處在清華園中的聞一多無法再“痛飲酒，熟讀離騷”，他不得不以複雜的心境作別居住了五年之久的清華園新南院，隨師生踏上流亡之路。
當時正逢暑假，妻子於此前已帶著兩個大兒子回湖北老家省親，聞一多與三個不懂事的小孩外加女傭趙媽繼續在清華園居住。就在戰爭爆發的前夜，意外地與臧克家相遇了。
臧克家於1934年國立青島大學畢業，很快受聘為山東臨清中學國文教員，其間因《烙印》《罪惡的黑手》詩集問世，成為當時全國聞名的青年詩人。1937年夏，臧克家借暑假之機來到北平走親訪友，其間自然要到清華園拜訪他的恩師聞一多。據臧氏回憶說：“聞先生見到我，有點意外，驚喜之情可以想見。他放下手頭的工作，和我親切地談起來了。談到夢家的近況，談他的研究工作，談他為什麼不寫詩了，有幾句話使我印象特別深。他說：‘一個寫詩寫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會做得好！’他的意思我明白，寫詩會磨煉人的心嗬。”[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