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革命對立麵的聞一多
西南聯大畢業典禮,劉文典沒有應邀參加,他隻在自己租賃的那間寒舍前,孤獨而淒然地眺望著昔日的同事與學生悄然遠去。而把劉氏一腳踢走的聞一多同樣沒有出席典禮,對他來說,聯大的畢業典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對青年學生發表自己的政治高見。當此之時,他正在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昆明學聯於雲南大學至公堂“青年運動檢討會”上,胡須抖動,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
在演講中,麵對一個學生“今後中國青年應該做些什麼”的提問,聞一多先是習慣性地“嗬嗬”幾聲,然後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紀念晚會中,我曾提出五四給我們的曆史教訓,五四運動的初期,教師與同學是一致的。後來,教授的態度漸漸轉變,不同情學生,甚至壓迫學生,他們的理想是:運動漸漸被政黨操縱了。當時那政黨不用說就是國民黨……今天我們讀曆史時所慶幸的,正是當時教授們所詛罵而惋惜的,其實凡是以運動始,必以政爭終,否則這運動便是失敗,是白費。正為五四運動後來有國民黨領導,才收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果實,一二·九運動也因有共產黨領導,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戰局麵的成果。同時一二·九運動之被人指摘為受黨派利用,也正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樣。今天曆史已經證明兩度的指摘同樣的是愚蠢無知,然而今天的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無知也依然在叫囂。”又說:“我們應認清曆史的規律,接受曆史的教訓,大膽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來誣蔑或恫嚇青年的,不是無知便是無恥。這些家夥必將成為未來的曆史上的笑柄,正為五四與一二·九時代他們的同類,在過去的曆史上一樣。”[1]
說到此處,聞一多兩手按著桌麵伸頭環視一周,又“嗬嗬”兩聲,接著說:“其實人就是政治動物,用不著怕。中學同學年齡太小,我不讚成你們參加什麼政黨;但大學同學,尤其是三四年級的同學,快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應該趕快決定你究竟參加哪個政黨,或是參加國民黨,或是參加共產黨,中國就這兩個大堡壘。我是民盟的,我不賣膏藥,不勸你們參加民盟。”[2]
聞氏的演講令全場為之大嘩,有人拍手稱快,高呼過癮;有人不屑一顧,嗤之以鼻;更有反對者當場予以指責,隨後在《光明周刊》《民主與時代》等刊物上撰文對其進行猛烈抨擊,勸聞一多照著屈原的法子,趕快跳昆明湖自盡,甚至把聞的暴躁性格與激烈言論,歸結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時,在昆明的近日樓、青雲街、文林街等處先後貼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標語和壁報,謂聞一多等人乃拿盧布的俄國特務,雲南民盟支部組織了暗殺公司,董事長就是聞一多,而有個叫李公樸的家夥,已“奉中共之命攜巨款來昆密謀暴動”,其主要幹將為“聞一多夫”“羅隆斯基”“吳晗諾夫”,並張榜懸賞40萬元收買聞一多人頭一顆雲雲。
1946年5月5日,聞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號參加了清華學校辛酉級畢業25周年聯歡會,在昆的孟憲民、黃子卿、李繼侗、羅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會議,梅貽琦受邀出席。席間,聞一多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講,“大聲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華、留美教育決裂,重新再做學生”。[3]眾人愕然。
5月7日,吳晗與夫人袁震離昆飛渝,聞一多全家為之送行,雙方頗為傷感。一年後,吳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憶說:“我向你告別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們到院門口,你看著我居然先走,有點感傷。嘴裏說兩個月後北平見。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難過,你的笑容是勉強的,最末一句話是要我回清華時,先看你舊居的竹子。”[4]
就在吳晗離昆前後,聞一多接任了民盟雲南支部主辦的民主周刊社社長一職。
7月15日下午,聞一多與其子聞立鶴自民主周刊社出來,在離家門口十餘步處,突然槍聲響起,聞一多遭擊,倒地斃命。
聞氏死時尚不足48歲,用梁實秋的話說:“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捩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當時一般時髦人所謂的‘鬥士’。”又說,抗戰軍興之後,一多在昆明,自己在重慶,未能晤麵,通信也隻有一次,所以,“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鬥出什麼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聞一多是抗戰前的聞一多,亦即詩人學者之聞一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