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革命對立麵的聞一多
西南聯大畢業典禮，劉文典沒有應邀參加，他隻在自己租賃的那間寒舍前，孤獨而淒然地眺望著昔日的同事與學生悄然遠去。而把劉氏一腳踢走的聞一多同樣沒有出席典禮，對他來說，聯大的畢業典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對青年學生發表自己的政治高見。當此之時，他正在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昆明學聯於雲南大學至公堂“青年運動檢討會”上，胡須抖動，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
在演講中，麵對一個學生“今後中國青年應該做些什麼”的提問，聞一多先是習慣性地“嗬嗬”幾聲，然後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紀念晚會中，我曾提出五四給我們的曆史教訓，五四運動的初期，教師與同學是一致的。後來，教授的態度漸漸轉變，不同情學生，甚至壓迫學生，他們的理想是：運動漸漸被政黨操縱了。當時那政黨不用說就是國民黨……今天我們讀曆史時所慶幸的，正是當時教授們所詛罵而惋惜的，其實凡是以運動始，必以政爭終，否則這運動便是失敗，是白費。正為五四運動後來有國民黨領導，才收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果實，一二·九運動也因有共產黨領導，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戰局麵的成果。同時一二·九運動之被人指摘為受黨派利用，也正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樣。今天曆史已經證明兩度的指摘同樣的是愚蠢無知，然而今天的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無知也依然在叫囂。”又說：“我們應認清曆史的規律，接受曆史的教訓，大膽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來誣蔑或恫嚇青年的，不是無知便是無恥。這些家夥必將成為未來的曆史上的笑柄，正為五四與一二·九時代他們的同類，在過去的曆史上一樣。”[1]
說到此處，聞一多兩手按著桌麵伸頭環視一周，又“嗬嗬”兩聲，接著說：“其實人就是政治動物，用不著怕。中學同學年齡太小，我不讚成你們參加什麼政黨；但大學同學，尤其是三四年級的同學，快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應該趕快決定你究竟參加哪個政黨，或是參加國民黨，或是參加共產黨，中國就這兩個大堡壘。我是民盟的，我不賣膏藥，不勸你們參加民盟。”[2]
聞氏的演講令全場為之大嘩，有人拍手稱快，高呼過癮；有人不屑一顧，嗤之以鼻；更有反對者當場予以指責，隨後在《光明周刊》《民主與時代》等刊物上撰文對其進行猛烈抨擊，勸聞一多照著屈原的法子，趕快跳昆明湖自盡，甚至把聞的暴躁性格與激烈言論，歸結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時，在昆明的近日樓、青雲街、文林街等處先後貼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標語和壁報，謂聞一多等人乃拿盧布的俄國特務，雲南民盟支部組織了暗殺公司，董事長就是聞一多，而有個叫李公樸的家夥，已“奉中共之命攜巨款來昆密謀暴動”，其主要幹將為“聞一多夫”“羅隆斯基”“吳晗諾夫”，並張榜懸賞40萬元收買聞一多人頭一顆雲雲。
1946年5月5日，聞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號參加了清華學校辛酉級畢業25周年聯歡會，在昆的孟憲民、黃子卿、李繼侗、羅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會議，梅貽琦受邀出席。席間，聞一多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講，“大聲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華、留美教育決裂，重新再做學生”。[3]眾人愕然。
5月7日，吳晗與夫人袁震離昆飛渝，聞一多全家為之送行，雙方頗為傷感。一年後，吳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憶說：“我向你告別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們到院門口，你看著我居然先走，有點感傷。嘴裏說兩個月後北平見。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難過，你的笑容是勉強的，最末一句話是要我回清華時，先看你舊居的竹子。”[4]
就在吳晗離昆前後，聞一多接任了民盟雲南支部主辦的民主周刊社社長一職。
7月15日下午，聞一多與其子聞立鶴自民主周刊社出來，在離家門口十餘步處，突然槍聲響起，聞一多遭擊，倒地斃命。
聞氏死時尚不足48歲，用梁實秋的話說：“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捩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當時一般時髦人所謂的‘鬥士’。”又說，抗戰軍興之後，一多在昆明，自己在重慶，未能晤麵，通信也隻有一次，所以，“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鬥出什麼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聞一多是抗戰前的聞一多，亦即詩人學者之聞一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