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不少史家認為，以吳宓的才情與學識，本可以在創作和學術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正是由於他在文化上的保守固執和對女人的用情泛濫，過多地將時間和精力放在了對根本不可能到達的婚戀境界的追求上，致使其事業上的不少設想未能實現。如一部醞釀了20多年的長篇小說《新舊因緣》，曾數度表示決心，做出計劃，最終還是未能寫出。他視作一生兩大著作之一的《文學與人生》（另一部即為《新舊因緣》），也遲遲沒有動筆，及至晚年完稿，稿子又被他人藏而不還，於是隻給後世留下了一個普通人難以讀懂的天書似的講授提綱（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魯迅吳宓吳梅陳師曾卷》一書中），著實令人扼腕。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吳氏的為人處世與治學情形，其在聯大的同事錢穆卻有不同的看法。錢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這部回憶錄中，對吳宓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在回憶與吳宓同在南嶽衡山與蒙自文學院同居一室的那一段時光時，錢說：“餘與雨生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錢穆完成這本回憶錄的具體時間是1982年雙十節，時年88歲，也是由香港轉赴台北定居的第16個年頭。《吳宓日記》在大陸首次出版則為1998年，此時距錢穆去世已逾8年。可以設想，吳宓日記中的內容特別是為數不少的男女情場之間的記載，錢氏是無緣相見的。但吳宓當年的情場逐波，特別是與毛彥文的風流韻事，要說“三洲人士共驚聞”顯然有些自吹自擂，而當時中國學術界的人士大多數知曉應是事實。如此無節製地顯擺，勢必引起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感。金嶽霖奉好友之命“前去勸勸”並以上廁所比喻私事不能亮於光天化日之下雲雲，畢竟屬於善意的舉動，而胡適派對此就沒有這般客氣了。1933年12月30日，胡適在日記中這樣記載：“今天聽說，《大公報》已把‘文學副刊’停辦了。此是吳宓所主持，辦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學衡’一班人的餘孽，其實不成個東西。甚至於登載吳宓自己的爛詩，叫人作惡心！”（《胡適往來書信選》）胡適最後一句，自是與吳宓在報上大肆炫耀“吳宓苦愛毛彥文”等自戀詩有關，引起了胡適等派係的憤慨與非議。
對於類似的種種惡語、譏諷與非議，錢穆自然有所耳聞。正是“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出於對老友的懷念與嗬護，進入遲暮之年的錢氏在“回首前塵豈勝悵惘”（錢穆語）的同時，特記如此一段往事，以令後人對吳宓其人其文有個公道的評價——“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書在台灣出版時，與吳宓一生的風流韻事緊緊捆在一起的毛彥文還活在世上，且就居住在台北，與錢氏居所——著名的“素書樓”相隔不遠。錢氏所寫的這段話是否考慮到毛彥文的因素不得而知，但確是把另一個在學術上勤勞刻苦嚴謹的吳宓形象呈現於世人麵前。是耶，非耶，如何評判就看世道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