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越來越險惡的環境,劉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決計盡快設法脫逃,到西南邊陲與清華同事會合。行前,他莊重地寫下了“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7]的詩句以自勵。
1938年初,劉文典托英國大使館的一位朋友買到了一張船票,獨自一人化裝打扮,悄悄離開北平,轉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輾轉兩個多月進入雲南境內。一路顛沛流離,受盡苦楚。當他沿途看到因戰火而造成“公私塗炭”,百感交集,內心發出了“堯都舜壤,興複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18]的悲鳴。
當年5月22日,劉文典乘滇越火車終於抵達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蒙自。此時的劉文典衣衫破爛不整,原本黧黑的臉龐滿麵風塵,身體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個破包袱,別無他物,形同一個流浪的乞丐。當他搖晃著茅草一樣輕飄單薄的身子自碧色寨下車,拄著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公裏,一路打聽來到聯大分校駐地,抬眼看到院內旗杆上迎風飄揚的國旗,激情難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搓拍雙手整理衣衫,莊嚴地向國旗三鞠躬。禮畢抬頭,已是淚流滿麵。
數日後,劉文典夫人張秋華攜次子劉平章逃出北平,自天津乘郵輪經香港、河內踏入滇境,一家人總算得以團聚。劉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資料、圖書和手稿,在妻子曆盡艱難險阻攜出後,於香港停留時托劉文典一位學生暫為保管,等待一家在內地落腳後再由香港托運至蒙自或昆明。劉文典一聽,甚感不妙,對夫人大聲斥責道:“這些書稿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寧肯損失綾羅綢緞,也不該把書留在香港!”[19]在苦苦等待中,劉文典的不祥預感終於成為不幸的事實。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發生,香港淪陷,四箱書稿全部被日寇擄去,下落不明,成為終生遺憾。後來劉氏在給學生上課時說道:“我的書籍資料都在逃難中丟失了,就把腦子裏的東西給你們吧!”[20]據劉文典的一位學生鄭千山說: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行政賠償委員會於1947年11月致函雲大,告知劉文典當年在香港遺失的四箱書籍於東京上野圖書館發現,要求劉填報財產損失報告單及申請歸還表格,然後寄回賠償委員會,由賠委會與相關方麵交涉辦理。劉文典聞訊大喜,立即辦理了手續。想不到此後國共內戰越打越烈,國民政府搖搖欲墜,劉氏書籍與手稿交涉事無人予以理會,其他黨派自封的政府與機構又得不到國聯和盟軍司令部承認,此事便告夭折。1961年,劉文典次子劉平章曾寫信向周恩來總理反映此事,總理辦公室回信稱:“鑒於中日關係未恢複正常,目前暫時不宜提這件事。”此事無果而終。據悉,雲南省檔案館存有一份日寇侵華時劫走劉文典四箱書籍的檔案材料,劉平章得悉,表示要向日本政府交涉,使這批書籍和手稿重新返回中國雲雲——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了。[21]
卻說抵達蒙自的劉文典經過數日休整,身體、精神明顯好轉,上課之餘,經常與陳寅恪、吳宓等人結伴到郊外散步。一日幾人散步至南湖岸邊,偶遇一滿身泥巴的當地農民在暴打老婆。劉文典平時最恨信奉男尊女卑、不把女人當人看待的男人。見那漢子打得凶狠,激憤不已,走上前去質問為何如此凶悍地毆打一個弱女子。想不到那農民漢子並不解釋,氣勢洶洶地回道:“你管不著!”言畢繼續揮拳飛腳地毆打已倒在地上殺豬般嗷叫、口吐白沫的妻子。劉文典見對方如此刁蠻,大怒,挺身上前指著那漢子的鼻尖大聲罵道:“操你媽,蒙自這塊地盤上還有我管不著的事!”說罷拉開架勢,掄圓了胳膊,狠狠地抽了對方一個響亮的耳光。那漢子遭此重擊,捂臉抬頭望著劉文典那剛正威嚴的神態,很像個有來頭的紳士,聽對方說著北平官話,又自稱在蒙自地盤上沒有他管不著的事,心生怯意,遂低頭弓背溜之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