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一時期,號稱“南天王”的陳濟棠,聯絡孫科、李宗仁等輩在廣州密謀造反起事,與南京中央政府對抗叫板兒,並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的方法,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以“打倒獨裁”“護黨救國”“中正當死,兆銘當立”為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第二、第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讚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請躲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並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與蔣介石集團公開唱起了對台戲。在新內閣急需用人之際,陳濟棠想到劉文典曾是老同盟會會員,曾做過孫中山秘書,在安徽大學校長任上又被蔣介石當眾侮辱性地扇了兩個耳光,從此與蔣結下梁子,便多次函請並出重金禮聘劉文典,讓其離平赴粵,共商“抗日興國大局”。劉文典深知這幫烏合之眾隻圖私利,不計國家民族危難,成不了什麼大器,乃仰天長歎曰:“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麼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14]遂婉言謝絕,並將重金退回,以明心誌。
就在內外交困與感傷中,劉文典心力交瘁,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者為其出主意,謂吸食少許鴉片可以療治心靈之痛。劉依計而行,神情雖有好轉,但漸染鴉片癮而不能自拔,後雖屢有戒意而不能根絕。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陷入日軍的鐵蹄之下,劉文典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時離平轉移長沙,暫時蟄伏下來,在北平北池子騎馬河樓蒙福祿館三號宅院內埋頭研究學問,等待逃脫的時機。隨著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的建立,附逆者一時如過江之鯽,並為爭權奪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整個北平氣焰喧騰,濁浪滾滾。時劉文典的四弟劉蘊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後,很快附逆並在冀東日偽政府謀到了一個肥缺。當不知輕重的蘊六滿懷喜悅,興衝衝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並露出得意之色時,劉文典大怒,當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與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後又說:“新貴往來雜遝不利於著書,管廷自今日始另擇新居。”[15]毫不客氣地將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門。
劉蘊六卷起鋪蓋率妻子兒女頗有些怨恨與不服氣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門來,遊說劉文典到偽教育機構任職。周說:“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鴻烈集解》而譽滿學界,如今政府雖偽但教育不可使偽,以你的學問才識,應到‘維持會’做事,以維持教育,抵抗奴化。”
劉文典強按怒氣,平和婉轉地說:“你有你的道理,但國家民族是大義,氣節不可汙,唐代附逆於安祿山的詩人是可悲的,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周作人麵帶羞愧地低聲道:“請勿視留北諸同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16]言畢,嘴裏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麼退了出去。之後,又有幾批身份不同的說客分別登門遊說,皆被劉文典嚴詞拒絕。
由於劉文典留學日本多年的經曆以及在學界、政壇的聲望,日偽組織始終不願放棄拖其下水的計劃,為逼其就範,索性派日本憲兵持槍闖入劉宅強行搜查,施以顏色。凡劉文典與海外朋友往來的信函一律被查抄,國內友人吳忠信、於右任、邵力子、陳獨秀、胡適等人的來信亦無一幸免。麵對翻箱倒櫃、氣焰洶洶的日本憲兵,劉文典以他的倔強、狷介性格,不知從哪裏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門高僧狀,端坐椅上昂首抽煙,冷眼斜視,任憑日軍“豬頭小隊長”搖晃著信函嗚裏哇啦地質問,劉氏始終以鄙夷譏誚的神態,口吐煙圈,一言不發。一油頭粉麵的年輕翻譯官見狀,用標準的北京油子腔兒喝道:“你是留日學生,精通日語,毛驢太君問話,為何不答?”劉文典白了對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發夷聲為恥,隻有你們這些皇城根底下太監們生就的孫子,才甘當日本人的奴才與胯下走狗!”翻譯官聞聽惱羞成怒,猛地蹦將起來,拉開架勢揮手欲扇劉氏的耳光,卻意外地被日軍“豬頭小隊長”一腳踹了個趔趄,頭撞到牆上差點暈倒,待轉過身來,麵露懼色,手捂頭顱齜牙咧嘴地嗚哩哇啦一陣,躲在一邊不再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