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一時期，號稱“南天王”的陳濟棠，聯絡孫科、李宗仁等輩在廣州密謀造反起事，與南京中央政府對抗叫板兒，並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的方法，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以“打倒獨裁”“護黨救國”“中正當死，兆銘當立”為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第二、第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讚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請躲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並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與蔣介石集團公開唱起了對台戲。在新內閣急需用人之際，陳濟棠想到劉文典曾是老同盟會會員，曾做過孫中山秘書，在安徽大學校長任上又被蔣介石當眾侮辱性地扇了兩個耳光，從此與蔣結下梁子，便多次函請並出重金禮聘劉文典，讓其離平赴粵，共商“抗日興國大局”。劉文典深知這幫烏合之眾隻圖私利，不計國家民族危難，成不了什麼大器，乃仰天長歎曰：“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麼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14]遂婉言謝絕，並將重金退回，以明心誌。
就在內外交困與感傷中，劉文典心力交瘁，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者為其出主意，謂吸食少許鴉片可以療治心靈之痛。劉依計而行，神情雖有好轉，但漸染鴉片癮而不能自拔，後雖屢有戒意而不能根絕。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陷入日軍的鐵蹄之下，劉文典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時離平轉移長沙，暫時蟄伏下來，在北平北池子騎馬河樓蒙福祿館三號宅院內埋頭研究學問，等待逃脫的時機。隨著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的建立，附逆者一時如過江之鯽，並為爭權奪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整個北平氣焰喧騰，濁浪滾滾。時劉文典的四弟劉蘊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後，很快附逆並在冀東日偽政府謀到了一個肥缺。當不知輕重的蘊六滿懷喜悅，興衝衝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並露出得意之色時，劉文典大怒，當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與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後又說：“新貴往來雜遝不利於著書，管廷自今日始另擇新居。”[15]毫不客氣地將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門。
劉蘊六卷起鋪蓋率妻子兒女頗有些怨恨與不服氣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門來，遊說劉文典到偽教育機構任職。周說：“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鴻烈集解》而譽滿學界，如今政府雖偽但教育不可使偽，以你的學問才識，應到‘維持會’做事，以維持教育，抵抗奴化。”
劉文典強按怒氣，平和婉轉地說：“你有你的道理，但國家民族是大義，氣節不可汙，唐代附逆於安祿山的詩人是可悲的，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周作人麵帶羞愧地低聲道：“請勿視留北諸同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16]言畢，嘴裏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麼退了出去。之後，又有幾批身份不同的說客分別登門遊說，皆被劉文典嚴詞拒絕。
由於劉文典留學日本多年的經曆以及在學界、政壇的聲望，日偽組織始終不願放棄拖其下水的計劃，為逼其就範，索性派日本憲兵持槍闖入劉宅強行搜查，施以顏色。凡劉文典與海外朋友往來的信函一律被查抄，國內友人吳忠信、於右任、邵力子、陳獨秀、胡適等人的來信亦無一幸免。麵對翻箱倒櫃、氣焰洶洶的日本憲兵，劉文典以他的倔強、狷介性格，不知從哪裏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門高僧狀，端坐椅上昂首抽煙，冷眼斜視，任憑日軍“豬頭小隊長”搖晃著信函嗚裏哇啦地質問，劉氏始終以鄙夷譏誚的神態，口吐煙圈，一言不發。一油頭粉麵的年輕翻譯官見狀，用標準的北京油子腔兒喝道：“你是留日學生，精通日語，毛驢太君問話，為何不答？”劉文典白了對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發夷聲為恥，隻有你們這些皇城根底下太監們生就的孫子，才甘當日本人的奴才與胯下走狗！”翻譯官聞聽惱羞成怒，猛地蹦將起來，拉開架勢揮手欲扇劉氏的耳光，卻意外地被日軍“豬頭小隊長”一腳踹了個趔趄，頭撞到牆上差點暈倒，待轉過身來，麵露懼色，手捂頭顱齜牙咧嘴地嗚哩哇啦一陣，躲在一邊不再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