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劉文典
在北返大潮中，有兩位聯大教授未能隨師生同行，留在了昆明雲南大學和國立昆明師範學院任教。一位是聯大中文係主任羅庸，另一位則是大名鼎鼎的劉文典。羅是大半屬於自願留在昆明師大，少半是與傅斯年關係不睦，或者說傅斯年不希望其北歸。而劉文典進入雲大卻另有一番隱情，且這隱情與聞一多有著公私兼及的藤葛。
據錢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聯大解散後，“舊同事留昆明者僅二人，一為劉文典叔雅，餘在北平時為清華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華校車赴校上課。有一年，餘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煙卷，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不能墜。萬一墜落書上，煙燼未熄，豈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後因晚年喪子，神誌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勸以吸鴉片。其後體力稍佳，情意漸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與晤於蒙自。叔雅鴉片舊癮複發，卒破戒。及至昆明，鴉片癮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處蒙館，得吸鴉片之最佳品種。又為各地軍人舊官僚皆爭聘為諛墓文，皆饋鴉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雲南大學”。[1]
周作人晚年在《北大感舊錄》中，專設一篇“劉叔雅”回憶文章，說：“劉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稱之為劉格闌瑪，叔雅則自稱狸豆烏，蓋狸劉讀或可通，叔與菽通，尗字又為豆之象形古文，雅則即是烏鴉的本字。叔雅人其有趣，麵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雲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亦粘著唇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能擇言，自以籍合肥，對於段祺瑞尤致攻擊，往往醜詆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記述。”又說：“他的說話刻薄由此可見一斑，可是叔雅的長處並不在此，他實是一個國學大家，他的《淮南鴻烈集解》的著書出版已經好久，不知道隨後有什麼新著，但就是那一部書也足夠顯示他的學力而有餘了。”[2]
錢周二人皆為劉文典在北平時的同事，其回憶有一定的可信度，隻是過於簡潔，尚有更多信息沒有道及，外人也就無法有一個明晰的了解。尤其是周作人出於自身利害考慮，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對七七事變之後，二人於劉文典北平的居處那段“較勁”式交往則揣著明白裝糊塗，沒有半字提及，致使這段曆史湮沒半個世紀不為外界所知。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陳寅恪熱”的出現，劉文典這個陳寅恪昔日的上司兼同事，也在九泉之下跟著升起溫來，大有起死回生、重返人間之盛景。
根據好事者發掘的散落材料，對劉文典的秉性品行，道德文章，奇人奇事，可以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劉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懷寧，1889年生於合肥，既是一位才高學廣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07年，劉氏在蕪湖安徽公學讀書時，就加入同盟會。1909年，劉文典走出國門，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日、英、德等國文字，同時受業於在東京主辦《民報》的國學大師、反清鬥士章太炎，並成為章氏的得意門生，積極籌劃反清謀殺活動。辛亥革命爆發後的翌年，即1912年，劉文典回到上海，擔任於右任、邵力子等人創辦的《民立報》編輯兼英文翻譯，宣傳民主革命，對袁世凱集團進行口誅筆伐。1913年3月，惱羞成怒的老袁終於忍耐不住心中的悶氣，暗中派出刺客，瞅準機會於上海車站一下結果了宋教仁（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性命。當時跟在宋氏屁股後頭提包的劉文典同時遇刺，手臂中彈受傷，幸虧躲閃及時，才撿得一條性命。同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再次流亡日本，組成中華革命黨。劉文典複去日本，結識孫中山，並在孫的親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積極主張以刺殺、車撞或引爆自製炸彈等恐怖活動，來打擊、推翻袁世凱集團的統治。
老袁一命嗚呼後，國內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1916年劉文典回國，對軍閥混戰、商業凋零的殘酷現實大為失望，在彷徨中決意以學問報國，不再過問政事。1917年受陳獨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並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積極鼓吹另類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同時選定古籍校勘學為終身所係，主攻秦漢諸子，並以《淮南子》為突破口加以研究。經過數載苦鑽精研，終以皇皇大著《淮南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十卷本震動文壇，為天下儒林所重。劉氏因此兩部巨著一躍成為中國近現代最傑出的文史大家之一，為學術界廣為推崇，一度被蔣介石抬舉為“國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