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蒼蒼，滇水茫茫。這已不是渤海太行，這已不是衡嶽瀟湘。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同學們，要利用寶貴的辰光，要創造偉大的時代，要收複失掉的家鄉。
校歌委員會有了可供選擇的兩首歌詞，可惜都沒有曲譜。委員之一的朱自清想起清華研究院畢業生、正在廣西宜山浙江大學任教的張清常。他能譜曲，曾與朱先生愉快地合作過，於是就把這兩首歌詞一起寄去浙大。
張清常接詞後，認為羅庸的詞適合校歌，於是就為這首詞譜了曲並及時寄回昆明，封麵上寫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滿江紅》，羅庸詞，張清常曲”。
張清常隻給羅庸譜了曲，馮詞的曲譜還得另外找人來完成，這大概花去不少時間。最後總算由馬約翰和沈有鼎兩位教授分別為馮詞譜了曲。
1939年6月14日，校歌委員會開會，也就是朱自清日記所記載的第三條。值得注意的是，日記中第一次提到“馮的歌詞”是與馬譜聯係著的。在這次會上，楊業治看了三份校歌（讀譜）後，“立即主張采用羅庸詞、張清常曲的《滿江紅》為校歌”。他記不起校歌演唱的情景，隻是讀了三首歌詞和曲譜後作出的結論，這次校歌委員會沒有討論，隻對馬譜提出了須修正的意見，還請三人負責進行。實際上，一支樂曲是一件完整的藝術品，讓三個人來修正不過是句空話，是“否定”的婉轉說法。兩個星期後的6月23日下午，校歌委員會開會專門討論張清常譜的曲子，最後通過了羅詞張曲的《滿江紅》作為西南聯大校歌。朱自清日記記著：“三個委員同意張的曲子，他們認為曲調比歌詞更重要。馮的歌詞早為大家所接受。”最後一句再次提到“馮的歌詞”，也與實際情況不合（半個月前才接受，說不上“早已”）。這次討論並通過的張清常的曲譜，他譜的是羅庸所作的《滿江紅》，而這一歌詞是半年前（1938年10月30日）就已接受，並上報給常委會的。因此，這裏的“馮”字當是“羅”字之誤。日記原是寫給本人看的，個別筆誤實屬難免，隻需參考相關資料，很易訂正。馮先生抓住這句話來證明他是《滿江紅》的作者，是經不起推敲的。縱觀前引的四則朱自清日記，誰是聯大校歌的作者，讀者自可作出回答。
馮友蘭的歌詞既然在6月30日的會上落選了，他就以《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錄作七七抗戰二周年紀念》為題，在7月7日的《雲南日報》上發表了。文字略有改動。
西南聯大校歌誕生的不尋常的經曆告訴我們：羅庸作的《滿江紅》（張清常曲）是西南聯大校歌。馮友蘭也寫了一首白話詩，沒有選上，就以《擬……校歌》為題發表的，張清常也為它譜過曲，稱“勉詞”，收入“組曲”和“進行曲”裏。幾十年以後，馮先生忘記了自己寫過並發表的那首《擬……校歌》，錯把《滿江紅》當做自己的作品，又因他堅信自己的記憶力沒有失去，一再宣稱自己是聯大校歌《滿江紅》的作者，他不僅在《自傳》、《三鬆堂自序》中談到，還寫成“條幅”、“冊頁”傳出，很多人相信他說的都是真話。為他作傳的也好，為他撰年譜的也好，都輕易地采用了他的說法，實際上都受了蒙蔽。如果查一查有關檔案，一切都會明白。曆史是客觀存在，無法被某一個人所改變的，大師也不例外。
（《書屋》，2006年第8期）
之所以說張源潛寶刀已老，文章漏洞迭出，不堪一擊，僅舉三例即可明了。
一、張清常接詞後，認為羅庸的詞適合校歌，於是就為這首詞譜了曲並及時寄回昆明。請問張清常是誰，他何德何能，在接到兩首詞後，自作聰明地“認為”羅庸的詞適合，而馮友蘭的不適合，於是隻給羅詞譜曲，而把馮詞置之不顧？是誰給他這個權力？如果一個小小的張清常就能決定哪一首詞合適或不合適，還要一個五人組成的委員會幹什麼，還要反複討論比較幹什麼？
二、關於楊業治的說法，馮友蘭女兒馮鍾璞於1981年曾專門訪問過楊，楊業治的回憶是：“我曾參加西南聯大校歌歌曲譜的審定工作，記得很清楚，有一曲的作者是馬約翰，後來未采用。詞便是《滿江紅》詞，詞作者不詳。”（翟誌成《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12月）這表明，馬約翰所譜寫的校歌歌曲，其歌詞正是日後傳唱的《滿江紅》。張源潛文中所說“馮的歌詞”是與馬譜聯係著，恰可以證明《滿江紅》詞作者就是馮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