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誌成放下了正在撰寫的《馮友蘭傳》工作，開始涉足聯大校歌懸案。他通過對馮友蘭生平與學術經曆的整體把握，經過反複推敲馮友蘭與黃延複、張清常正反雙方的說辭以及提供的證據，反複求證於清華、聯大的檔案材料，以及聯係到馮氏生活的具體曆史情境一並加以考察，最終證實了馮友蘭才是真正的聯大校歌的作者，從而還原了曆史真相，廓清了世人對馮友蘭為人為學的某些誤解與曲解。在長達四萬餘言的《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中，翟誌成采取最先進的正向和逆向的雙向思維考證法，對搜集到的證據進行考證與辯難，其中最能體現翟文意旨，以及點到黃張二人文章死穴，並迫其倒地不起的“撒手鐧”，定格在如下幾處要害關口：
一、馮友蘭一輩子寫過的文章，加起來總數要超過600萬字，絕對是貨真價實的“著作等身”。而聯大校歌歌詞總共隻有93個字，和600萬字比起來，幾乎等於一比六萬，實在微不足道。且馮氏以善談義理而高居於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的王座，辭章之事對馮氏而言隻是雕蟲小技一樁，正如他在《北京晚報》投稿中所言：“寫過這首歌詞與否，於我無所得失。”語氣雖極自負，卻仍不失為一句實事求是的大實話。而冒認一首曾經萬口傳唱的校歌歌詞的作者，其冒險犯難，又有甚於白晝入市搶金。如果說，馮友蘭為了冒認一首於自己“無所得失”的《滿江紅》詞，而不惜犯身敗名裂的風險，他的行為，又和一個以六萬博一的賭徒有何分別？馮友蘭不瘋狂也不愚蠢，他為什麼要參加這一場連“愚蠢”和“瘋狂”都不足以形容的以萬博一的絕世豪賭？
二、在1968年的一整年裏，馮友蘭已被“文革”造反派打翻在地，同時奉了北大井岡山兵團和新北大公社兩大派紅衛兵，以及後來的工宣隊的命令，幾乎每天都在撰寫回憶自己的“反動曆史”，以及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的“交代材料”。其中有一份材料涉及校歌問題。材料原文如下：
關於聯大校歌的問題
1939年聯大要定校歌，常委會叫我起草。我用《滿江紅》調寫了首詞。其中說：“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待恢複舊神京，還燕碣。”稿子提到常委會，有人覺得形式太舊，不像個校歌的樣子，但終於通過了。通過後，我找哲學係教授沈有鼎作譜。譜成以後，就正式公布，成為聯大校歌。國文係有個教員張清常（現在內蒙古大學），作了一個西南聯大進行曲樂譜，把校歌譜子也收進去。他把樂譜稿子交給我，我沒往外拿，因為聯大沒有樂隊。
我隻記得校歌的一部分的詞句。但就這一部分詞句看起來，它表現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願望，我企圖用校歌的形式，把這個願望灌輸給青年學生，使它們成為反動派的接班人。“中興業，需人傑。”這個“中興”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中興”，這個“人傑”就是為這個“中興”服務的“人才”。這六個字明確地說明了國民黨反動派給西南聯大的任務。“待恢複舊神京，還燕碣。”就是預先就有的“下山摘桃”思想。碑文吹捧這個校歌，並將其改寫為碑的銘文，現在看起來，校歌和碑文，標誌著西南聯大的始終。校歌是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為聯大所作的工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