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列舉的證據顯然比張清常要多得多，有些證據還保存完好，如西南聯大檔案與紀念碑等，就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清華檔案室內與昆明聯大舊址，且各種文字俱在。按照馮友蘭的設想，如果校歌不是自己所作，在撰寫紀念碑銘文的時候，自己能去抄羅庸的歌詞嗎？有這個必要嗎？假如自己剽竊了羅庸的歌詞，還敢明目張膽地讓羅庸把這篇東西刻在石頭上嗎？作為同事的羅庸難道沒有一點反應嗎？假如羅庸屈服於自己的權力，或者有其他想法不敢吭聲，那麼最知內情的朱自清也一點反應沒有嗎？即使朱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那麼另一位曾在碑上篆額，疾惡如仇，平時以火暴脾氣著稱的聞一多又如何袖手旁觀，沒有半點聲響？對照碑文與歌詞，聯想羅、朱、聞等諸位教授當時的態度，難道還不足以從另一個側麵說明歌詞就是我馮友蘭所作嗎？
馮氏的想法當然有合理的一麵，但也有一廂情願成分，因為此時的中國大陸學術界剛剛從“文革”浩劫中蘇醒過來，懷揣各種怨恨情緒的知識分子，已沒有幾人把他這個在“文革”中與江青等人糾纏在一起的“梁效顧問”當回事了。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馮友蘭的辯駁文章與列舉的證據，不但未能起到五音聚合的作用，反而引來一片新的質疑之聲，一個署名“聯大一校友”的作者於同年12月29日再於《北京晚報》發表《西南聯大校歌作者究竟是誰？》的文章，認為馮友蘭根本就不是校歌的作者，所謂自稱作者，實乃一假冒偽劣產品而已。文中對馮極盡挖苦、嘲弄之能事，並有“死無對證”“剽竊別人成果”等激烈言辭擲出，雖未坐實“剽竊別人成果”者就是馮友蘭，但劍鋒所指，刀鋒所向，明眼人一看即明。
麵對這種持續惡化的局麵，馮友蘭感到了自己的被動與力不從心，同時也意識到了今非昔比，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聲譽，再也不是西南聯大與清華複校時一言九鼎的模樣了，目前的處境是一個被現政權和新興的學術界拋棄的邊緣人物。但既然自己認為並公開宣布過聯大校歌歌詞是馮友蘭所作，即所謂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就不能被擾亂視聽，或迫於壓力而屈從他說，必須堅持己說並揭開事情的真相。但要揭示事實真相，不能總在家中坐而論道，或在報紙上開罵打仗，最要緊的是找到並拿出提示真相的證據，否則無從談起。一如馮友蘭後來所說：“校歌既然是我作的，那我就是當事人。既然是當事人，就失去了做證人的資格。所以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決定性的解決。大家都希望得到一種當時的記載作為決定性的證據。”（《馮友蘭自述》，第277頁，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為了尋覓證據支撐原有的說辭，使自己盡快幹淨利落地從泥沼中脫身，馮友蘭開始了行動。功夫不負苦心人，證據很快找到了，那就是朱自清兒子朱喬森所藏的他的父親的日記，日記中有聯大校歌委員會決定校歌歌曲是非的會議記載。馮氏見罷大喜，後來回憶說：“朱自清是當時委員會的五人之一，不能說他不知情。日記又是當時的記載，不能說有記憶上的錯誤。真是最靠得住的材料了。”（《馮友蘭自述》）
日記中關於聯大校歌的記載有三條：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學校歌委員會開會，我們接受羅庸先生的詞，但不是曲（南按：後來出版的朱自清日記原文為“但未通過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開校歌委員會，聽校歌演唱會，接受馮的歌和馬的譜，但譜嫌單調，因此決定馬（約翰）、楊（業治）、沈（有鼎）負責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學校歌委員會下午開會，接受張清常先生的樂譜，三人喜歡張的歌詞，大多數人接受其樂譜勝過其歌詞，他們同意接受馮的歌詞。（南按：後來出版的朱自清日記原文為“開會討論張清常曲，三個委員同意張的曲子。他們認為曲調比歌詞更重要，馮的歌詞早為大家所接受”。）
（《朱自清全集》，卷九、卷十，朱喬森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馮友蘭說：“根據這三條記載，羅庸是有一首校歌的稿子，並且帶有譜子，這首稿子曾一度為校歌委員會所接受。所以有人說聯大校歌是羅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還有馮（友蘭）、馬（約翰）詞及張（清常）詞，但是校歌委員會最後決定用馮詞。聯大常務委員會根據校歌委員會的建議決定用馮詞作為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