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黃的“聲明”在昆明騷動了一陣後，未見更大的響聲，心有不甘，遂在重慶廣為散發，並於同年7月30日，幹脆轉致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以擴大在國民黨高層之影響。宋對此如何處理宣示不得而知，但世人所看到的是“一二·一”慘案的餘波尚未平息，槍聲又起。此時，聞一多慘遭特務暗殺已半月矣。
[40]此信為1980年12月，美國學者易杜強向雲南師範大學提供的複製件，缺首末頁。轉引自《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6]蕭荻《吳顯鉞同誌逝世十周年祭》，載《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4輯，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51]王康《聞一多傳》，轉引自《聞一多年譜長編》，聞黎明、侯菊坤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6]聯大八年，影響最大、流傳最廣、具有久遠的標誌性意義的校歌與紀念碑文一直流傳下來。出於對曆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前些年，北京大學對此碑曾照原格式進行複製，立於西校門內校史館附近，以供後人瞻仰由於曆史的種種原因，西南聯大校歌詞曲者的姓名，均未被校方公布，而世傳的校歌歌詞作者，即有羅庸、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羅常培、蔣夢麟等人的不同說法；曲作者亦有馬約翰、沈有鼎、張清常等不同傳聞。1980年4月27日，星期日，清華大學迎來了69年校慶，當年就讀於西南聯大的老校友們對詞曲作者提出了疑問，在爭論不休中，有人建議去請教一下原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時年85歲的馮友蘭。借著回母校的激情與一股酒勁兒，有幾人一搖三晃地來到了北京大學校內燕南園號稱“三鬆堂”的馮友蘭寓所請教，其中一校友因領杯喝得太多，一頭撞到樹上昏倒而未至。據馮友蘭回憶，當幾人噴著酒氣慷慨激昂地說明來意，馮認為他們算是找對了人，並說：“現在我是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因為1938年聯大製定校歌校訓的時候，設了一個委員會主持其事。我是五個會員之一，並且是主席。現在其他四人——聞一多、朱自清、羅庸、羅常培都不在了，隻有我一個人還在，並且還沒有失去記憶力。有人來問，我就憑我的記憶說是我作的。”想不到，隨著馮友蘭這句話的傳出，事情就變得複雜詭譎起來了。
馮友蘭當時可能覺得以自己身為西南聯大八年文學院院長兼校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此言一出，完全可以一錘定音，不會有任何異聲怪調產生了。出乎意料的是，這一錘子下去不但未能定音，反而如同搗了一個蟄伏多年的馬蜂窩，直弄得群蜂四起，亂音飛騰，怪調頻生，在西南聯大校友甚至整個學術界產生了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波。
首先向馮友蘭發難者乃張清常。
1980年11月1日，張清常在《北京晚報》發表了《西南聯大校歌的作者》一文，聲稱自己是聯大校歌譜曲者，並進一步指出，《滿江紅》歌詞真正作者是聯大中文係教授羅庸而非聯大文學院院長、哲學係教授馮友蘭，馮所作的隻是一首“現代詩體的歌詞”，與羅同時應征，但沒有入選，羅詞張譜被定為校歌，並“曾鉛印分發給曆年入學學生”。
張清常的否定與毫不客氣地對馮友蘭直接呼名道姓，極易令人產生當了30年“反麵教員”的馮友蘭“偽造曆史”甚至“剽竊別人成果”的聯想。馮友蘭見文後憤然而起，立即著文予以反駁，在經過一番周折後，馮文於同年11月23日於《北京晚報》“作者讀者編者”欄目刊出。馮友蘭信誓旦旦地表示：“我親筆書寫的歌詞原件，現存西南聯大檔案，由此亦可證明西南聯大校歌《滿江紅》詞係我所作。”同時認為張清常所說“現代詩體的歌詞”，是後來應張的請求，特別為張個人創作的《西南聯大進行曲》所寫的幾句白話詩，“實在與製定校歌並無關係”。馮還說：“西南聯大結業北返時，曾在昆明立紀念碑一座。碑文是我寫的，碑文最後的銘詞大部分用校歌的詞句，可謂一稿兩用。”碑文有“聯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詞，勒為碑銘”句，由“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這個碑文是“羅庸親自寫在石頭上”的，這便足以證明校歌歌詞是自己所作，“不然，何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