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密電重慶國民政府軍政部長陳誠，報告昆明方麵的動態：
（一）昆明共產黨控製之學聯，支日聯合各大中學生共千餘人，開會罷課反對李宗黃就任新職，並企圖要求省政府方麵，撥款七千五百萬元作為‘一二·一’事件死者贍養撫恤費。各校大部分學生均照常上課，罷課學生微日有複課模樣。（二）共黨近由延安、貴陽派來李曉（東北人）、陳定侯（江蘇）、張學易（東北）三人，均係西南聯大畢業生，來昆以圖加強滇省共產黨組織，已飭詳查其行動。（三）共黨分子預定於灰日公祭死者並向省政府請願。（四）本黨學生蔡麟筆等仍積極策動籌辦愛國運動，不斷宣傳，收效甚大，並擬於佳日在昆明分四區擴大宣傳，謹聞。[南按：電文中的支日、微日、灰日等，屬專用語，指4日、5日、10日等。[45]
因慘案中死去的四名學生棺木仍停在聯大圖書館尚未出殯，李宗黃出任新職事件自然被學聯的組織者與出殯等事聯係在一起，成為與地方當局談判的重要籌碼。事實上，就在學生罷課的同時，根據中共雲南省地下工委指示，西南聯大學生、地下共產黨員吳顯鉞、蕭荻等，分別代表昆明學聯和遇難學生治喪委員會，已開始與雲南當局交涉死者出殯事宜，並表示在出殯日要舉行大規模出殯遊行，以宣泄胸中憤慨。為遏製這一不利於和諧穩定的勢頭，雲南當局除答應可為死者撫養費墊款5000萬元，以爭取早日結束此局外，專門找來當地所謂的士紳名流、社會賢達，與吳、蕭等人進行談判。聽命於雲南當局的士紳、賢達們，以四項不宜條件加以阻止，即：
（一）凶死者照地方舊日習慣不應出殯。
（二）宣傳意義多於哀淒，不似出殯方式。
（三）多數學生填塞擾攘於通衢中以影響治安，不宜出殯。
（四）棺木與葬地同在聯大校內，無出殯必要，應讓死者早日入土為安。
經過一番麵紅耳赤的爭吵論戰，最後雙方皆做出讓步並達成協議，即出殯之日，殯葬隊伍可以進城，但不貼標語，不喊口號，遊行之後立即回校就地安葬。
3月17日，為四位遇難者出殯儀式開始。隻見死者靈柩上覆蓋著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並有“黨國所賜”大字條幅（南按：此條幅不知是諷刺國民黨當局，還是一種特別榮耀予以標榜）。據當時治喪委員會負責人蕭荻回憶：“在出殯前夕，又生波折。我們原已預定好的抬靈柩的杠房，卻突然奉令不準來抬了。於是我們改租馬車來載運靈柩。但到我們租妥馬車後，馬車夫來說，馬被軍警拉走了，無法駕車。我們便決定買幾匹白布，係住車轅，用人來牽引，成隊的送殯者，拉著靈車行進，也是‘執紼’的一種形式。”[46]經如此一番折騰，載有棺木的人拉馬車總算駛出校園，向昆明城內進發。送葬者與圍觀者組成了一支龐大而雜亂的隊伍，在吹拉彈唱的伴奏與陣陣哀樂聲中，浩浩蕩蕩地在昆明城中通衢大道轉了一圈，而後返回聯大校園安葬。
對學聯組織的這次行動，盧漢、霍揆彰曾聯名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密報：“三月十七日昆市大中三十餘校男女學生萬餘人，為‘一二·一’事件死亡學生發喪，十一時由聯大新校舍出發，沿各大街衢作出殯遊行，遊行期間，僅作簡短之宣傳及散發傳單，遊行行列所至，市麵鋪戶自行關閉，以示抗議，觀眾態度冷淡，予以嚴重之精神打擊。午後五時，遊行完畢，翌日即行埋葬。”又說：“關於奸偽分子之活動，以事先已經飭屬注意監視外，並針對其弱點，發動各校黨團學生及地方黨政人員，實行防製，致未發生任何意外事件。現雖有少數學生仍做各項宣傳活動，但均在我嚴密監視，並策動黨團學生發動相對言論，以遏製之。”[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