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朱部長勳鑒：
昆明學潮受少數反動學生操縱，遷延反複，妨害全體學生學業甚大，如延至二十日尚有未複課學生，應即一律開除學籍。除電昆明盧主席查照辦理並一麵仍準備軍訓辦法候令實施外，希知照並速密知各校當局為要。
[29]朱家驊接電後，見蔣介石明令學生複課的最後期限可緩至20日，意識到蔣在極度的忍耐中做出讓步，懸著的一顆心遂稍稍緩解。他把蔣令轉發昆明，特地告誡傅斯年以及盧漢與霍揆彰諸軍政大員，特別強調在“如何與何時執行”蔣令的問題上，務必“妥慎辦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三思，不可貿然動武，以免重蹈李、關之覆轍。同時，他明確要求聯大和雲大兩校當局“再盡最大之努力，懇切勸導學生即日複課，以重學業，以副期望”。[30]
朱家驊在重慶與昆明間全力調和，傅梅二人與聯大、雲大的多數教授亦積極運作勸導，學生自治會開始鬆動。中共聯大支部負責人洪德銘找到聞一多，正式委托聞單獨會晤梅貽琦，表示學生會方麵的複課條件還可修改，爭取梅打消顧慮站在學生會一邊。聞一多當天晚上單獨麵見梅貽琦，並把學生會的條件向梅交了底。心中有數的梅貽琦與傅斯年商定，於19日再度召集教授會，通過了以書麵形式勸告學生的決議，同時推馮友蘭、周炳琳等為代表，麵見盧漢，請其取消“禁止自由集會”之前令，如果取消此令，學生會減少敵意，事情可得緩解。盧漢聽罷，極其痛快地允諾。政府當局做出了讓步，布告貼出，學生方麵也明顯開始發生分化。到了最後期限的20日，聯大各係均有學生陸續到教室上課了。
麵對這一動態，傅斯年仍心存疑慮，而暗中操縱聯大內部國民黨與三青團的姚從吾卻欣喜異常，興奮起來，他當即發密信以郵代電致重慶的朱家驊，通報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信中寫道：“聯大教授堅持二十日不複課，全體辭職。此點極重要。一、教授辭職，則一切抬棺遊行煽動全國學潮，向美特使馬歇爾示威等，均無意義。上兵伐謀，此最扼要。二、聯大解散，中立學生極恐慌，可使就範。三、二十日為最後關頭，教授會把握堅定，可以消釋少數奸人陰謀，可以鼓勵黨團員，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堅，枚蓀主之力，若能從此複課，此策實為重要關鍵。頃聞已有十分之五學生複課，特先奉聞。”[31]
既然部分學生已開始上課，就意味著事情有了轉機，這一情形，無論是重慶的蔣介石，還是昆明的盧漢與校方，不便再采取其他措施強令全體學生上課，隻能靜觀其變，向各自期待的目標進展。其間姚從吾等指揮黨團員加緊活動，對學生實施分化。中共地下黨支持的學生自治會一方也針鋒相對地采取了“反分化”措施。如此一來一往，使得占大多數的中立派學生進退兩難，事情陷入膠著狀態。如此連拖兩日，局麵並沒有大的改觀，上課人數依然不到五分之一，脾氣暴躁的傅斯年又沉不住氣了。
22日下午3時，傅、梅二人再次組織教授會，由梅貽琦主持，朱自清等86人參加，商量如何進一步推動複課的問題。各路派係的教授積極獻計獻策，最後以折中的方式形成決議。在17日會議中，曾有人提出政府將李宗黃先給予撤職處分，學生再複課，如不能辦到，則教授全體辭職。這項當時未獲通過的決議，茲補為“從今日起，以兩個月為求此事實現之最大限度”。此決議實際上既照顧了聞一多等人的強硬態度，又默許了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複課，再撤職”的主張。對於這項決議，學生自治聯合會方麵表示基本滿意，中共地下黨聯大支部與民青組織負責人洪德銘認為，聞一多“確在這裏立了大功”。[32]為表明校方態度，由教授會決議，授權梅貽琦向學生自治會發表書麵談話，梅在談話中稱：“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對學生自治會理事會代表麵加告誡，對於上課同學不得加以阻攔或采取其他行動。乃近兩日學生會對於上課同學竟采取行動，剝奪同學應得權利，殊屬違背學校紀律，應迅即自行糾正，以後如再有此種行動，本人決將執行學校紀律，嚴予懲處，以維持秩序。”[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