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二·一”慘案，楊奎鬆的解釋是：按說軍人的狂熱理應更容易受到紀律的約束，但實際上，由於軍人執行命令更為機械，領隊的軍官不像地方黨團人員的領導者會有所顧忌，因此軍人所造成的傷害絲毫不比黨團人員差。從目擊者和受害學生的證言中，可以看出軍人打起人來更加凶狠卻很少受到領隊者的製止。不過，相比較而言，軍人執行命令的心理似乎要更明顯一些。一位軍官30日就曾明確告訴上街的學生說：“我們是奉了命令的，命令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
也正因為如此，當他們攻打校園時，有人被學生捉住時，也就很容易把責任推到長官的身上去。當時一位叫崔俊傑的軍人在被學生捉到後，很快供認了自己的軍人身份和受大隊長之命行事的情況。以此來看幾天後被捕的投彈疑犯以殺人罪被起訴，卻在法庭上不僅毫無愧疚和自責，反而慷慨激昂，指責學生挑釁，且大包大攬，自稱失業軍人，行動與部隊無關，揚言自己是國民黨黨員，“平時恨共產黨，故出麵報複”等，就明顯的不合常理。注意到此後不久的南京下關慘案和李公樸、聞一多被殺案，國民黨當局的處理手法幾乎如出一轍，都是在肯定其“忠黨行動”的同時，要求“將行動有關人員拘捕，挺胸做烈士”，不能不使人懷疑，“一二·一”慘案就是開其端者。鑒於後來李聞案中兩殺人主犯，即同為軍人的特務營連長湯時亮和排長李文山被審時也是慷慨陳詞，故做忠烈狀。隨後即被秘密轉移隱藏起來，而有由當局另外從監獄中提了兩個死刑犯冒名頂死的事實。“一二·一”慘案投擲手榴彈殺人犯陳奇達、劉友治二人是否真的被處死，做了“烈士”，也還是讓人生疑的。（楊奎鬆《戰後初期國民黨人反共心態素描》）
據已公開的資料顯示，陳奇達與劉友治是兩個代人受過的替死鬼，二鬼於1945年12月11日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楊奎鬆沒有懷疑陳、劉二人是與本案無任何關聯的替死鬼，卻懷疑二鬼之死的真偽，似有點舍本逐末的意味了。既然是替死鬼，就說明此前軍方高層是花了大價錢買通了的，二鬼明知必死，因而在庭上呈慷慨激昂狀，按事前約定表演一番自屬正常。表演結束後，二鬼被砍頭也屬正常的，誰還樂意留兩個活口等著他們向世人說出真相？至於那位最值得懷疑的當時被指為“共黨分子”薑凱的處理結果，則沒有什麼可“存疑”之處，此事顯屬編造。陳劉二犯被槍殺後，盧漢曾以省主席的名義函請雲南警備司令部發出通緝令，緝拿“共黨要犯薑凱歸案”。深知內情的警備司令部怕再落入圈套，惹火燒身，索性以“由陳奇達隻供出有薑凱者，與其約會數次，均在公共處所，並未告其籍貫、年齡、住址，當時口供內亦未回明薑凱之相貌身長，無法抄送，仍請查照”為名，將原件退還。（《雲南省警備司令部軍法處致省政府函》[1945年12月12日]，載《一二·一運動》）
對警備司令部這一做法，同樣深知內中奧秘的雲南省政府當然不便繼續質詢，蒙騙世人的過場走過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5]《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561頁（注①），唐縱著，群眾出版社1991年出版。
[16]《朱自清日記》，轉引《聞一多年譜長編》，聞黎明、侯菊坤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18][19]《聞一多年譜長編》，聞黎明、侯菊坤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存朱家驊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