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認為，盧漢發表此文，真正的目的就在於刺激學生，煽動仇恨，借學生之力向重慶最高當局施壓，以扳倒李宗黃，拔去這枚眼中釘。此說當然有其道理，但如果既掃蕩了李宗黃，又平息了學潮，則是盧漢最願看到的結果。隻是學潮未能平息，去李之聲卻高漲起來。
麵對此局，12月11日，昆明《中央日報》轉發一條中央社訊：
警備總部息：關總司令麟征以聯大手榴彈案曾向委員長自請懲辦，此次赴渝又堅請予以嚴厲處分，並以此次慘案發生，皆因身負治安之責，事前疏於防範所致，請勿追究其他，所有懲罰，皆願以一身當之雲。
顯然，這是重慶方麵最高當局欲保李、邱而采取的政治策略，既然身負治安之責的關總司令都認為慘案與他人無關，並願“以一身當之”，要殺要砍要腰斬，或抽筋剝皮暴屍都願一人承擔，對於李、邱等人又何必非抓住小辮不放，欲扳倒在地或鏟除掃蕩之而後快？
在昆明的傅斯年看到這條消息，比一般的師生更能領會重慶方麵的意圖。不過，他的領會並不透徹，僅限於表麵以平息學潮為大局的現象，至於更深層的內因則沒有去想，或根本無法想到。既然有了關麟征“一身當之”的公告，傅斯年也隻好按這個意圖再度向學生施壓，力圖勸說學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複課。但雙方在討價還價時均火氣甚大，傅斯年以“五四”學生運動領袖、老前輩的派頭自居，感情用事多於理性。但此時“罷聯”的代表也正處於情緒激動中，不把這個陌生的、臉上沁著汗水、喘著粗氣的大塊頭常委放在眼裏，更不買其當年任五四運動北京學生總指揮的舊賬。在聯大學生代表們看來，傅斯年當年那一頁輝煌的曆史已經翻過去了，今非昔比，新的曆史使命與輝煌需要新一代年輕人來承擔和創造。於是，雙方在爭執中發生了意見衝突，傅斯年暴跳如雷，差點躥上去以自己的“體積乘速度”和學生代表來一番對打，幸虧被人拉住方罷，最後的結局當然是不歡而散。事後，傅斯年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老妖怪李宗黃所致，盛怒難消中，於11日給朱家驊拍發一封急電，再一次強調“李宗黃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因為“彼實為主謀主使，去彼則政府占著地步，罔僅受李之愚而已”。[35]
但是，傅斯年顯然低估了李宗黃多年的政客生涯在國民黨內部形成的影響力，更不清楚此前蔣介石與李氏在雲南人事上的密謀以及蔣對李的許願。1945年10月5日，唐縱在日記中記載：“現雲南省政府改組業已完畢，均係主席個人獨運匠心，外人鮮有知者。”[36]所謂“鮮有知者”，並不是沒有一個外人知曉，但傅斯年肯定是不知其堂奧之妙的。而已躋身於國民黨中樞，身為黨國大員的朱家驊，在政治舞台的搏殺中，顯然比傅看得更遠更透，並深知各種政治勢力合縱連橫、鉤心鬥角的秘訣要領。此時他雖未必了解蔣與李之間的幕後交易，但顯然從蔣寧肯撤換黃埔一期的嫡係愛將關麟征，也不肯動李宗黃一根毫毛，且還要關總司令公開聲明“一身當之”的強硬態度這一點，已領悟到其中必有私密和隱情。因而朱以多年官場曆練出的政治敏感和判斷力，於當日回電，明確告知傅斯年說：“李事一時尚難辦到，因此延長必生枝節，務請先行上課，恢複常態，一切俟兄返渝麵報主座後似無甚問題。”但“務盼勸導學生即日複課，否則後果莫測，弟亦難負責矣”。[37]
傅斯年接電後陷入了極大痛苦與鬱悶，他不能理解蔣的嫡係、堂堂警備總司令、軍權在握的關麟征可輕易解決，而一個黨棍惡徒李宗黃為何就不能調離昆明？其中到底有何隱情？李宗黃不走，不僅自己說不服學生，就連教授方麵也難有說辭。這一點，朱經農抵昆明的次日就曾明顯地注意到了。他在給朱家驊的電報中說：此次學潮“不僅為教育界問題，亦不僅為共產黨（問題），更有其他方麵夾雜在內”，解決起來相當困難。而“目前最大問題即為學生‘抬棺遊行’。原擬明日舉行，經孟真設法，已允改至十四日遊行。有無變化，尚不敢說。倘得五天猶豫時間，或可設法將其打消，否則亦當極力避免衝突。此點黨政軍方麵已均同意”。[38]因了這樣的情形，傅斯年越發感到事態嚴重，心中焦慮不安，血壓自然也隨之狂漲猛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