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處於第一線前沿陣地，夾在政府與學生之間的傅斯年，由一隻“稀有的蟋蟀”（羅家倫語）變成了風箱中的老鼠，兩頭受氣，血壓呼呼上躥。但身在其位，又不能抗命不遵，必須隨著風箱中那個雞毛活塞來回抽動而急速地兩頭躥奔，否則就有被擠壓而死的可能。當他搖晃著肥胖的身軀，氣喘如牛地在各校教授和學生會代表間反複奔忙周旋一陣子後，得到的結論仍是李若不去，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皆為徒勞。為在夾縫中求生存、圖希望，傅氏經過一番思考，隻好暫取“緩兵之計”，以時間換空間，等待柳暗花明的時機。
12月8日，盧漢約集各校教授談話。9日再約集各校學生代表談話，表示懲凶、撫恤傷亡學生，賠償損失，條件是學生們須先行複課，學生一方略表滿意。但當學生代表們回校敘及談話情形後，卻遭到另一派學生的強烈反對，對方認為學生代表軟弱無能，不應該接受複課，主張改組罷課委員會，並提出了罷免李宗黃，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
12月9日晚，傅斯年向蔣介石再次拍發密電，頗有和稀泥意味地稱道：“今日勸導四校學生會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鈞座勸諭，早日複課。但時期及喪葬事，明晨由斯年再與彼等細談。”[34]同日，美國、英國等一些國家的媒體報道了昆明慘案情形，並尖銳抨擊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引起了較大的國際反響。
為給傅斯年以援手，同時達到向“罷聯”施壓，逼其就範的目的，12月10日，昆明《中央日報》發表雲南省主席盧漢《告各校同學書》。
第一句話就是：“漢不幸，就職之日，即昆明學潮釀成慘案之時。”接著，看似自責，實則在抽李宗黃耳光地說道：“消弭無由，防護無方，雖為時甚暫，諸君諒我，然職責所在，我豈能無愧於心？誰無父母？誰無子女？使我之子女為慘案中之犧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學生。易地而居，憤慨何如？”
當抽完了李宗黃耳光，又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責任，落得個一身幹淨後，盧氏立即板起黨國大員的麵孔，軟硬兼施，勸學生複課，並暗含譏諷地說道：“我蔣主席愛護諸君，有如子弟，昨命漢轉致各大學校長一書，披諸報端，諒在見聞，諄諄以上課恢複常態相期望，並謂學生一言一動，應為社會之模範，亦係國家之命脈，必須明辨是非，認清職責，重視課業，遵守紀綱，勿自誤誤國，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又昭示對於此次事件，必當根據是非與法紀，作公平負責之處置。三讀主席手書，仁愛之懷，溢於言表，此真慈母嚴父，備於一身。蔣主席為中華民國之元首，漢認為每一中華民國之官吏及國民，均有接受服從其命令之義務。”
盧漢暗示自己作為地方長官對罷課不能“袖手不問”，在一定時候可能采取斷然措施。最後又說：“憶自抗戰，於茲八年，諸君或轉徙入滇，或負笈晉省，共甘苦者有日矣。漢今日為地方之長官，昔日固諸君之朋友，今各校行將複員，惜別伊爾，為己為國，願諸君采納此一忠告！”
最後幾句，看似纏綿動情，實則暗含更大的玄機秘訣，即有意透露如不複課，當局將解散聯大的口風，以警告學生，挾製在學潮處理問題上趨於中間派的大多數教授，促使其為了自身利益轉向政府一邊。
出乎意料的是，盧漢文告的發表，不但沒有達到平息學潮的目的，相反卻激起了昆明教育界對李宗黃新一輪的仇恨，“誰無父母？誰無子女？使我之子女為慘案中之犧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學生”。這字字血、聲聲淚的述說，無不痛紮著師生的心，激發著對李的憎恨之情。按照盧漢的話推演，那便是：你李宗黃也有父母，也有子女，也是從學生時代度過的。如今做了黨國大員，不為國家人民福祉謀利，竟喪心病狂地拿起屠刀砍向無辜的學生。天理何在？道義何在？國法何在？李若不被嚴懲，何以對天下父母兒女？麵對當局對李的庇護，深受刺激的學生們更趨激烈地以去李相要挾，並立下宏心大願，如果李宗黃不去，決不複課。同時一並提出了另外幾條要求，令當局回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