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中百分之八十，雖不言，辨別是非則至精。一多在開會前到處遊說罷教，結果61對19票，他應該恍然大悟了（他的奔走自然也不是毫無結果的。劉晉年舉手讚成罷教，即說，他們太慘了，太難看了！我隻得幫他們一票！又大公報說停課為罷教，或許有人搗鬼，已去函更正）。[23]
就在姚從吾寫這封信的時候，國內外政治形勢又發生新的轉折，西南聯大學潮由國內事務漸漸演化成世界矚目的熱點並危及美國對華政策。
11月27日，美國白宮宣布前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繼赫爾利為駐華大使，並將以杜魯門總統特使地位赴華，領大使銜，借此執行特別任務。
這個任命意味著此前調處國共衝突不利的赫爾利將要灰頭土臉地屎殼郞搬家——滾蛋，由素以強勢手腕著稱的老將馬歇爾親自出馬赴中國斡旋，以此完成白宮寄望的“國共團結”大任。赫爾利與馬歇爾的顛倒沉浮，使中國的政治情勢變得更加嚴重和撲朔迷離。自感在國共調處中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的赫爾利，認為在美國駐華使館的五位外交人員——艾其森、謝偉恩、戴維斯、傅瑞門、林華德，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共反抗中央政府蔣主席，從而壞了他的對華施政方針——羅斯福政策（南按：赫爾利曾於12月7日在美參議會報告中公開責備此五人）。
但這五人的辯解和輿論的報道是，他們同情共產黨而厭惡國民政府，但所厭惡的是內政和人事腐敗，並不是蔣介石本人。
麵對美國政壇吵吵鬧鬧與中外媒體對國民黨內政與腐敗的指責，國民黨高層一邊忙於應付掩飾，一麵準備各種指責中共的說辭，力謀改善外界對政府和官吏的看法。想不到在這個關鍵時刻，平地響手雷，昆明慘案爆發，進一步惡化了國民黨在國際上已極其糟糕的形象。蔣介石聞訊自是大為懊惱，急圖迅速滅火，以平息國內外輿論和批評指責之聲。但是，昆明各校學生和教師並不接受雲南當局的解釋和處置，成立了“昆明各校聯合罷課委員會”，發表了《罷課宣言》以“嚴懲凶手，撤辦慘案主使人”與當局抗爭。麵對血淋淋的四具屍體、一條腿和洶洶輿論，李宗黃、關麟征、邱清泉等被迫收手，不敢進一步采取暴力行動。學生們不僅繼續罷課，而且擁上街頭進行抗議宣傳活動，並與全國各地高校遙相呼應，聲勢越來越大。在重慶的蔣介石把教育部長朱家驊找來，狠狠地罵了一頓“娘希匹”之類的咒語，令其立即設法平息事端，否則嚴懲不貸。朱家驊多年從事教育，他本人就是由教授起家的政客，且在從政後一直與教授們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對學校內情自是比蔣介石了解得清楚。因此，慘案一發生，他就相信，共產黨的作用尚在其次，地方當局過激反應是關鍵，此事就壞在地方軍政大員手中。因了這樣的事實，朱家驊深知此事處理絕非易事，但又不能回避，頗有兩姑之間難做婦的意味。受命後，朱急忙找到在重慶正準備赴北平處理北大事務的傅斯年，令其速乘機趕赴昆明進行調處，以平息洶湧狂漲的學潮。同時拍發電報至北平，催促正在接收清華校產的梅貽琦速返重慶麵授機宜。傅斯年得令亦覺事關重大，不敢怠慢，於12月4日下午乘機抵達昆明。
學潮洶湧中的傅斯年
傅斯年搖晃著肥胖的身軀，喘著粗氣踏進西南聯大大門後的情形，學校“罷聯”內部簡報以答問的形式在題為《關於“一二·一”慘案的談話》中說道：
傅常委歸來後，罷委會交際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晉謁。傅常委說：“我是2日下午在重慶聽到同學被屠殺的事情時，曉得非回來不可了。4日在機場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點，沒有趕到教授會議。今日上午拜訪了盧主席，下午去看關麟征，我對他說：‘我代表學校當局，對於這次屠殺事件不勝其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現在是站在對立的地位了。’關麟征說：‘那何必，我們還是朋友。’我說：‘你殺了同學，比殺了我的兒女還要使我傷心。’關麟征說：‘你怎麼說是我殺了同學呢？’我跟他爭辯了一大頓。”當代表問到傅常委怎樣處理這件事時，傅常委說：“我盡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會議所決定的去做，請你們轉告同學們，請他們信任我和先生們，假如我有一點不站在同學的立場上做，我就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來的時候問：“傅常委是不是要等這事情完全解決了才走呢？”傅常委說：“當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