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慘案
登上臨時“封疆大吏”寶座的李宗黃，本來就極端厭惡龍雲舊勢力及其縱容民盟等親共分子的做法，再加上其本身性格桀驁不馴，用他的說法就是“為人剛直耿介，作風大刀闊斧”“有永遠不為惡勢力低頭的革命精神”。[32]這就導致李氏在學潮事件中始終保持著一種激烈的心態，即“奸黨”陰謀分子愈是鼓動學生鬧事，我李宗黃就愈是要同他們對著幹！即使到血案發生之後，李氏也依舊剛愎自用地認定：學潮的發生根本就是衝著自己這位臨時省主席來的，是龍雲的舊勢力勾結共產黨意欲阻止其掌控雲南軍政大權，是一種故意搗亂滋事的流氓行徑。因此，上台伊始，為了表現忠黨忠蔣之心，把可能發生的反政府學潮扼殺於萌芽之中，李宗黃一開始就決定采取嚴厲的處置措施，並聯合昆明警備總司令關麟征、第五軍軍長邱清泉，動用軍隊、警察、特務和國民黨黨團骨幹，采用破壞加恐嚇的雙重伎倆，使大多數師生心生畏懼，知難而退。25日晚，當學生們把會場改在聯大圖書館前草坪上繼續進行演講之時，李宗黃即下令手下黨徒特工人員按預定計劃輪番上陣進行反製，並說服邱清泉出動第五軍官兵，以槍炮齊鳴的激烈措施擾亂示威，達到恐嚇學生，使對方不敢外出遊行的目的。
後來有研究者分析，當晚李宗黃與關麟征等人的確最怕學生們衝出校園遊行，而一位西南聯大的教授事先曾告訴過李，這種校園集會屬於正常的活動，一般要到深夜才會結束，根本不可能發生深更半夜高舉燈籠火把在大街小巷遊行示威的事情。但神經高度敏感與警覺的李、關等人則堅決地認為，此說隻是不諳世事與政治鬥爭之常規的書呆子或愚夫之見，不足為憑，他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的諜報人員截獲的關於延安與昆明遙相呼應的秘密情報。[33]正是這種自以為是並有些神經質的固執己見，與以武力為後盾、天馬行空的所謂“反製措施”，激起了各校學生強烈反應。本來已取消遊行計劃，更不曾想過罷課的學生們，反而在經曆羞辱和極度義憤中，於第二天開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會遊行非法禁令”和“保護言論及身體自由”的罷課風潮。
就在罷課風潮形成狂濤巨浪，大有決堤之勢的關鍵點上，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聞風而動，先後發表了昆明“罷聯”草就的《告全國同胞書》等言辭激烈的檄文。《新華日報》更是慷慨陳詞，發表社論，指出“這幾項要求實在非常溫和而合理”，當局的做法實在過於霸道與蠻橫雲雲。此後，罷課風潮瞬間呈滔天之勢決堤而出，開始向昆明之外的廣大地區奔騰蔓延開來。
學潮驟然升起，如平地突起驚雷，令雲南當局措手不及。此時的李宗黃等人不僅不為自己不當的處置檢討並采取補救措施，相反，他們堅信自己的行為乃切實的“反奸黨”鬥爭，是忠於黨國和領袖的大無畏革命精神的光輝寫照，是領袖意誌與思想決策的忠誠執行者。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當得知昆明部分學生受中共地下黨的暗中操縱，公開跳將出來呼籲組織聯合政府時，蔣介石就向教育部發出密令，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國八年苦戰，軍民犧牲，曆盡險阻艱難，始獲奠定抗戰最後勝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將開始，而存心破壞抗戰之陰謀分子，見勝利在望，乘機思逞，散播謠言，假借名義，肆其煽惑，尤其對於學校青年鼓動利用，無所不至，冀欲釀成學潮，擾亂戰時秩序，以削弱抗戰力量。政府維持法紀，捍衛治安，責無旁貸。如各地學校學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壞秩序發動學潮者，政府即視為妨害對敵作戰、阻撓抗戰勝利之禍國行為，必當予以斷然嚴厲之處置，決不稍有姑息。”[34]這裏所說的“斷然嚴厲之處置”，自然就如同捕捉造反鬧革命的阿Q一樣，“哢嚓”一聲砍頭的意思。在蔣介石看來，非動用如此激烈之手段，不足以阻撓“禍國”之行為，平息各地洶湧而起的學潮。
崇尚武力並以武力解決學潮，對蔣介石而言，業已成為一種慣例。
無論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地興起的學運，還是西安事變前的學潮，最後關頭蔣氏都主張不惜以武力處置，誠如蔣在西安事變之前對張學良所說：“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35]作為黨國領袖所采取的嚴厲“反製”手段，無形中為國民黨高層一些要員做出了“榜樣”，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思維慣性作用下，身在昆明的李宗黃認為，正是25日晚當局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才有效地阻止了“奸黨分子”的計劃，“使其不能達到開會遊行的目的”。對於後來罷課風潮的發生，他認為這是“奸黨分子”在搗亂失敗之後又一次有組織的反撲。地方當局對待這次反撲，必須采取“嚴厲措施”來加以反製，達到令其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