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又說：“我不知道文學研究會幾位老同人當年擬具了什麼意見，卻從周總理那裏，聽到毛澤東主席看完書信後說的幾句話，毛主席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大概這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後改為四百元）的依據，我以為這樣處置是合理的。”（唐弢《關於周作人》，載《魯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5期）
唐氏所言是否屬於曆史事實，學術界尚有爭論，多數人認為這一說法“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但毛澤東與周作人在北平曾經相識則是不爭的事實。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有“毛澤東君來訪”的記載，可以作為二人相識的憑證。
或許毛出於當年的這份感情才給了周作人一個改過自新並能自食其力的機會吧。
另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文潔若回憶：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從9月起，預付給周作人的稿費從400元減為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困難。周作人哪裏知道，這次的減半，其實就是風暴的預兆。
1966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預支稿酬。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後，周家就靠周作人長子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8月22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通通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周家的後罩房正對著“老虎尾巴”——正房後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占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於是，周作人隻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簷下，就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給他們做了點簡單的吃食，悄悄地送來。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大兒媳張菼芳便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我們也不能老待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這樣，周作人才被允許睡在自家的澡堂裏。
不久，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作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目睹老人的淒苦，於心實在不忍，就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拚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臥在上麵。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隻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隻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裏，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九、十月間，周作人曾兩次交給張菼芳寫好的“呈文”，叫她背著紅衛兵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都很短，內容差不多，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隻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準鄙人服安眠藥，采取“安樂死”一途。也許他在萬念俱灰中，還存著僥幸心理：希望駐地派出所的民警將他的問題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請準予賜死”的“呈文”交上去後，就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為他準備了一瓶開水，就上班去了。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鍾，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的鄰居，偶然隔著玻璃窗往裏看了看。隻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82歲的公公渾身早已冰涼。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來不及穿就溘然長逝了。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隻好匆匆銷了戶口，火化了事，連骨灰匣都沒敢拿回來。（文潔若《苦雨齋主人的晚年》，載《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孫鬱、黃喬生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61]傅振倫《我所知道的傅斯年》，載《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63]歐陽修《秋聲賦》。
[64]何茲全《憶傅孟真師》，載台北《傳記文學》，第60卷第2期，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