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列舉了當年胡適為勸周作人南下而在倫敦作的“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夢”八行詩，以證明胡與周的朋友關係。接著說：“現在周已鋃鐺入獄，經過二度審訊。胡也海外歸來，主持北大教務。胡到校之後，除掉發表過一次談話，提出保持蔡孑民先生精神外，如何實施校政，尚未見諸具體。然而，據最近南京航訊，刊出周案除上次受審時，曾有蔣夢麟拿前北大校長資格，證明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產之證明書一件，替王龍律師添加了不少的辯護力量之外，現在，在再審訊之後，高等法院又接到胡適的證明公文，這在胡真可說關心朋友到底，而王龍律師在辯護上，自然更加利上有利了。”又說：周作人“何知有這麼大的魅力，引動了我們的胡大校長到職之後，放下北大校務盡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務，急急忙忙地替他辦證明公文？‘不尋常’真正‘不尋常’啊！果然9月13日審周逆時，‘因為證人同濟大學校長周洗凡在滬未到，僅由周之交務律師王龍轉請向教[界]調查被告地下工作之功績’，這還能說不是胡的證明所收得的效果嗎？大約四次審訊，對於我們這位好偉大的‘地下文化功臣’不但不會判甚麼罪名，還該建紀功碑哩。到那時，我提議就把蔣、胡的證明公文，尤其是胡適之的力證，勒作碑銘，讓他以垂不朽吧！”（《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33—137頁）
或許周作人聽到什麼風聲，或許是出於對王龍律師的感念之情（王龍，字天瑞，是當時南京頗負盛名的律師。周作人與他在南京高等法院所在的朝天宮左廡偶然相遇，“立談數語”，王即表示願義務為周做辯護律師。對此，身處困境的周作人對此感激不已，稱王是一位“俠情高誼”的人），遂於1946年10月25日，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作七律《偶作寄呈王龍律師》及跋文。此詩、跋於11月3日上海《文彙報》刊出，內容如下：
但憑一葦橫江至，
風雨如磐前路賒。
是處中山逢老牸中山狼傳，狼欲啖東郭先生，問老樹老牸，皆左袒狼，
不堪伊索話僵蛇伊索寓言，樵夫見蛇凍僵，納之懷中，乃為所齧。
左廡立語緣非偶，
東郭生還望轉奢。
我欲新編遊俠傳，
文人今日有朱家。
鄙人於去冬被逮，於今已十閱月。寒門拙老，素鮮親族，三十年來不少舊學生，有三數人尚見存問，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號，如欲搏噬者，亦不無其人。昔讀中山狼傳，雖知人世常情，不足為怪，而近年中一再見之，亦不能無所感慨。今年夏來南京受訊，在法院邂逅王天瑞先生，立談數語，慨然允任義務辯護，俠情高誼，不知所報。
近聞某生又複叫號，此聲餘固已諗聞，未免毛戴，唯想起王君，有如中山道中之遇老叟，更深致感激之意。計在法院相見之日將三月，因作一詩以為紀念，並寄呈天瑞先生，以博一笑。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知堂周詩無大深意，大體是說自己孤零零地“一葦渡江”南來，在獄中已“麵壁”十個月，前途渺茫，甚至性命堪憂。此間一些以怨報德的“小人”，像中山狼一樣欲置自己於死地。幸虧遇到了此前並無交情的律師王龍，才使自己像即將被狼吃掉的東郭先生一樣，有新的希望。發表該詩的《文彙報》記者在“附記”中說：周詩怨恨的像中山狼一樣的某生，“據說即是新潮社時代與羅家倫同為一時健將”“現在則是社會賢達了”。而且，“記者曾聽周作人說勝利後曾以一書致‘某生’”，想不到此信曾被“某生”大加批注，宣示於眾，力斥其妄雲雲。周作人對傅斯年仇之深，恨之切，由此可見。直到傅斯年死後仍撰文叫罵不止。
1946年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漢奸罪判處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氏不服，提出上訴。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認為：周作人因意誌薄弱，變節附逆，但其所擔任之偽職，偏重於文化方麵，究無重大惡行，亦曾經協助抗戰及為有利人民之行為。最後改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代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1949年8月14日，從上海回到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據唐弢回憶說：“大概是一九五〇年吧，中央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我從華東來到北京。文物局長鄭振鐸，還有文化部長沈雁冰等，剛從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那裏拿到一封周作人給他的信。信很長，將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親筆。總理交給文學研究會幾位同人擬具意見，我從西諦（鄭振鐸）那裏得見此信。信的開端沒有抬頭，隻見“XX先生”，信末則說，“本來也想寫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便請先生代表了”。寫信的日子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四日”，署名“周作人”。